一 昆布山谷里的尼泊尔男人也许是你能看到最具有女性特质的男人了。 他们光脚踩着拖鞋，肩上搭着碎花头巾，人手一卷瑜伽垫，背着竹篓或是门板，手中攥着两根连接后背货物的绳子。 他们低着头，腰弯得很低，喘着粗气，每走几百米就停下来歇一阵。 头巾是用来擦汗的，门板是置物架，瑜伽垫卷起来，垫在背上的门板和脊梁之间，好让他们脊柱上的疼痛不那么尖锐。那两根绳子通过收紧和放松控制背后的货物，就像遥控器一样。
死亡 腊月底的中午，西北风带着尖锐的嘶鸣在光秃秃的枝杈间呼啸。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母亲的哭声像细碎的玻璃碴：姥姥去世了。 当姥姥过了九十岁，尽管身体还算硬朗，但那个可怕的念头就开始像飘忽的阴云，时不时在我们心头游荡，每当它的黑影隐约闪现，都会引发巨大的惊恐。家里人向来不提此事，就像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但有些时候，神情言语的幽微之处却暴露了隐隐的忧惧和不安。我们慌忙遏制住这想法，将注意力转移
从上海搬回故乡时，我带回许多书、唱片与公司文件，都存放在父亲搭建的大棚仓库里。几年下来，堆积的纸箱上已积了层薄尘。近日翻找文件时，一个纸箱破损，几盒磁带与几张唱片猝不及防地掉了出来。随手拾起一盒看，原来是一张千禧年发行的由任贤齐与光良、阿牛一起创作的《流浪汉》音乐磁带。封面上的三人笑容灿烂又青涩，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磁带里有一首歌叫《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当年一部夏日电影的主题曲。封面背景里的蔚
一 “一、二、三、四、五……”我从第一层的窗子开始数，数到“二十”停下。母亲说，那个窗子就是我们的新家。 八岁时，母亲接我到北京生活，我结束了当留守儿童的日子。初到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我们的新家在哪里，我的房间是哪个，因为母亲曾承诺我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房间。母亲说楼刚建好，还要等一年才能交房住进去。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周末都要跑到新家的楼下数二十个窗子，然后盯着它看，一直
村庄 站在略显陈旧的党员活动室前，我有点迷茫和惆怅。我成了这个村里的一名网格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吃在村、住在村、工作在村。而我，曾经拼命地离开村庄。 单位聘请的驾驶员将我送到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下车后，他掉头离开。车轮扬起的尘土在空中缓缓散开。 阳光洒在水泥路上，路另一边的木材加工厂在机器轰鸣声中透出几分热闹，却也带着刺耳的噪声。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路边，望着远去的车尾，尘土飞
我到时，雨刚开始下。我把伞收拢，立在门边。伞尖滴下的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滩。 堂屋里光线很暗。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幅年画，上面画着关公持刀而立，红脸膛在昏暗中显得有些发黑。年画下面有一张八仙桌，桌腿被白蚁蛀坏了，用铁丝绑住勉强支着。 “来啦？”婶娘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针线。她眼睛不好，眯着看我，嘴角扯出笑，“路上雨大不大？” “不大。”我说，把手里提的礼盒放在桌上。盒子红得刺眼，在这昏暗里像一
大学毕业那年，我跃跃欲试想在人生的新起点大干一场，于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开始了北漂生活。不出一个月，我的胃开始固执地思念起故乡那碗热气腾腾的汤。 泉州人的饭桌，是绕不开一碗汤的。清晨一碗面线糊才下肚，人们心里便开始盘算午饭那碗汤的着落。我的肠胃素来不好，家中长辈笃信以形补形，于是猪肚包鸡汤便常驻我家的餐桌。选一只嫩嫩的母鸡或乳鸽，塞进肥厚的猪肚中，鸡腹里再填入高丽参、枸杞等几味药材，一同送入紫砂
深夜，独自开车行驶在太行山间的高速公路上，远山深处传来阵阵苍茫悠远的狼嚎声，像一根根拉长的丝线穿梭在黑夜，尾音带着若有若无的轻颤，不刺耳却能穿透寂静。我下意识地关上车窗，再次确认锁上了车门。车内更加安静，那凄厉绵长的声音顿时揪住了我的心。我至今尚未见过真正的野狼，却早已谙熟狼的叫声。或悲怆嘹亮，或低嗥深沉，或如婴孩啼哭，或似孤魂哀号，它们构成了我成长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养分。 父亲生前是一名乡村医生
“老家最近有场庙会，我恐怕是参加不了啦。唉！我是不是再也敲不成扬琴了？” 打完开水回来，我在理疗室门外听到了父亲与护士聊天中的一声长叹。父亲的声音不高，可那声叹息却直往我心里坠。 这些年，扬琴成了父亲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老物件。可今年九月，他却又一次被腰椎间盘突出病症困扰。十月初，他在宝鸡入院治疗的那段时间，我因为有边境支教任务在身，而不能在他身边陪伴，都是弟弟一人照顾。 两周后的周末，我终于腾
病房的白灯管蒙着一层灰，光落在奶奶身上，软塌塌的，像蒙了块浸了水的棉花。她侧着头，右大腿往外撇着，小腿蜷成个浅弧，活像张被揉过又轻轻展平的旧照片——旁边的输液瓶早停了流动，蓝白病号被胡乱搭在身上，和她安安静静的模样，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 小姑拧毛巾时手直抖，水顺着指缝往下滴，在床单上晕开一小圈湿痕，慢慢洇大。抬起奶奶后背时，能看见几处淡紫色的印子，像春天没来得及舒展就蔫掉的花，软软贴在松垮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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