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学界在群际接触对内地民族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方面,缺乏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实证研究。通过群际接触问卷、文化智力量表、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等方式对内地民族班学生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群际接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文化智力在群际接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起中介作用;双文化认同整合在群际接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起中介作用;文化智力和双文化认同整合在群际接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增加内地民族班学生的群际接触、提升其文化智力、增强双文化认同整合能力,能够有效促进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摘要]昭君出塞是中华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历程中的典型事件。王昭君传说以这一历史事件为基础,主要流传于湖北、内蒙古等地区。源于昭君出塞的文化根源,该传说鲜明呈现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总体特征。王昭君传说既反映了各地民众对昭君出塞带来和平安宁的认同和赞颂,也体现其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物质互鉴和情感融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历史维度看,传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互鉴与情感融通存在内在双向互动:物质互鉴催生情感融通,情感融通又促进物质互鉴,由此持续推动两大文化区域民心相通的良性循环。时至今日,王昭君传说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仍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对传说的利用与再生增进文化认同、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与文化产业区域协同合作、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驱力。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对蒙古语基本元音和格局产生影响,但其和谐律相对稳定。如伊犁州额鲁特话的元音阴阳格局兼具蒙古语标准音和维吾尔语等邻近语言语音格局特点。伊犁州额鲁特话的元音和谐属于舌位和谐类型,发音时通过保持舌位相对平衡,遵循“就近原则”来实现和谐律;严格和非严格和谐律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格局图高低和前后维度上保持相同或相近的舌位,而后者仅在单一维度上保持这种关系,其中阳性元音和谐律程度较高,达到 68.4%~84.3% 。由于汉语与蒙古语标准音等接触频繁,呼伦贝尔额鲁特话词首位置产生了元音[?][u][ε],当这些元音的舌位与国家通用语言对应元音相同或相近时,其和谐律形成的整体舌位特征也与国家通用语言相似。然而在实际的语流中,汉语声调对单元音有影响,因此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时,基于声学数据开展声调和舌位的纠偏训练尤为重要。同时,建立额鲁特话元音和谐律与国家通用语言音系的关联,培养共同的语言认同,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是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交叉议题的现实需求。通过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渗透融合,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现象、本质和规律这一研究对象,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活动组织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实质要求,具有重大的价值蕴含。学科建设需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导向的原则,遵循“理论—历史一实践”思路,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三个层次的学科方向。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体系建设,对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促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路径。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视角,阐明了各民族“长期”与“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推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渊源、核心内涵、实践路径等开展了系列研究与实践,成果丰硕,但在梳理其历史经验、探索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现实措施等方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需要明确的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历史性前提条件,要清醒认识“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 全方位嵌入 $$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 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 $$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逻辑链条的内在关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宣传与教育中,突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位。
主持人语: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的“第一个结合”的理念,该文同时还使用“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概念,孕育出“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萌芽。在2021年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思想;2023年,他在文化传承发
[摘要]在当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内在联系、纾解发展与固本之间的张力,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立足“两个结合”,系统梳理其对民族理论内涵发展的深层推动作用。“第一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度融合,增强了理论的时代适应性与现实关怀能力,塑造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时代性和全面性;“第二个结合”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理论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深厚的人民性与发展性。在这双重结合逻辑下,传统与现代不再是割裂对立的两极,而是在“人民关怀”这一价值支点上实现了有机联结与协同共鸣。就理论内涵发展而言,“两个结合”有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调适”和“大众化实践”的问题,不仅弥合了理论演进过程中的结构性断裂,更推动了一个自洽、开放、具备理论生长力与制度适应性的现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建设,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历史主动性与未来导向性。只有通过这种内在接续与深度结合,才能进一步推进民族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为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摘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理论基石,实现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本土化调适,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该体系进一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与实践,为民族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然而,为应对国内理论研究的局限、国际传播中的误解,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挑战:应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推动跨学科研究与理论融合;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各民族交流与互动,推动民族政策精准落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些策略可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即清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途径,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滋养作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作为党百余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两个结合”必将为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原则方面,“两个结合”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首要原则、“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向原则、“化中国化世界”的目标原则;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容方面,“两个结合”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等理论基石;在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方面,“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主体与互鉴建构相统一、守正与创新建构相统一、理论与实践建构相统一。经过不断发展创新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也必将实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
[摘要]在优化民族学学科建设、推动民族学研究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自觉问题愈发突出。该问题亟待在回应时代需求与破解理论困境的基础上,通过“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解放逻辑予以解决。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而言,第二个结合”在理论主体的自主确立、理论思想的深度生成及理论方法的多元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解放作用,满足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在主体性、思辨性与方法论三个维度上实现理论自觉的内在需求。面向未来,应充分依托“第二个结合”所提供的问题意识、思想传统和开放视野,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实现三大转变:从“被动依附”向“自主建构”的主体性自觉,从“表象经验”向“实质规范”的思辨性自觉,从“进路拘谨”向“灵活变通”的方法论自觉。唯有如此,方能持续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的创新空间,推动新时代民族学学科的优化设置与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
[摘要]"诗史”精神作为中国诗歌传统中深具忧患意识与现实关怀的核心精神,始终以动态方式参与到各地域文学生态的建构中。明清之际,云南地区以汉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回族等为代表的各民族诗人秉持共同的文化传统,关注民生,胸怀天下,互融共进,创作了大量具有“诗史”精神的作品。他们善陈时事,忠君爱国,咏史感喟,将这种精神内核延展到生命历程之中。他们创作的诗歌作品,还出现一种“诗、史合一”的新趋向,体现为将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并置,突破了“诗”“史”两种文体的界限。各民族诗人以倡导经世致用、“独善兼济”温柔敦厚为己任,不仅显示了自明代中期以来崇杜风尚对云南“诗史”精神生成的巨大影响,也折射出云南各族诗人对儒学精神认同的深层文化心理。“诗史”精神是植根于民族精神中主体力量的种种凝结,民族交融视域下“诗史”精神的延展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各族诗人对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还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联结易代时局中各民族诗人守望相助的强力纽带。
[摘要]作为独特的文化载体和艺术形式,唐卡图像蕴含丰富的历史和社会符号意义:红、黄、白、蓝、绿等色彩符号具备独特的情感属性;线条是传统绘画中质感、肌理、体积、光影、明暗等艺术形式的重要符号表现手段;构图则通过符号空间排布的像似性传达抽象隐喻性寓意。目前学界鲜有将唐卡图像纳入符号学研究范式的先例,基于图像符号的二元性特征,从色彩、线条、构图三个的独特视角对唐卡图像符号的认知隐喻机制进行阐释,有助于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学术战略目标,提升唐卡图像研究的全球影响力。
[摘要]道教舞蹈渊源自上古礼乐艺术,是伴随道教斋醮科仪发展而形成的身体艺术形式,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双重特质。在其历史演进中,道教舞蹈汲取中华传统美学观念,以灵动的身体语言为媒介,构建了一个雅俗融通的复合审美体系。一方面,道教舞蹈以“以舞合道”“虚实相生”“忘象得意”为美学追求,在艺术特质上展现出雅俗相济的深厚意蕴,即“雅趣”之维;另一方面,其与民俗文化深度交融,斋醮仪式与民俗文化彼此贯通,又呈现出通俗的审美趣味,为“俗意”之度。这种雅俗融合的特性,既是民俗仪式实践与审美表达统一的体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交融的缩影。深刻理解道教舞蹈所蕴含的雅俗融通文化内涵与审美形式,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挖掘其独特思想价值和文化内涵,既可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统资源,也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深厚底蕴。
[摘要]将凉山地区集体舞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展开研究,聚焦其产生和发展历程、舞蹈参与者的行为与认知、舞蹈场景的政治意涵和文化意义等内容,有助于揭示民间舞蹈在地方社会生活中被民众反复展演并赋予多重意义的内在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力量和地方社会通过塑造彝族人“善舞”的文化形象、编创优秀舞台作品和“发明传统”推广“达体舞”等方式协同发力,共同建构起具有地方性、仪式性、娱乐性、大众化特征的凉山地区集体舞蹈文化。在此过程中,集体舞蹈文化逐步融入当代凉山地区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在突破传统身体禁忌的同时,构建出超越族群、等级、身份、性别等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凉山共舞文化。这种集体舞蹈文化再造对凉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多层面的影响,既助力当地各族人民塑造自我文化形象、表达身体自由观念、融入现代生活,又能通过频繁的共舞实践重塑集体活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生动展现了凉山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和身体层面的实践表达。
[摘要]临夏砖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既是重要的建筑装饰形式,又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历代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临夏砖雕题材丰富多样,涵盖山水、花鸟、人物故事及吉祥图案等,每一类题材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其艺术风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动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同时,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保护和弘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和国际合作等有效举措,让临夏砖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临夏砖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未来需深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探索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传承模式,让这一民族艺术瑰宝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