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载体,是增强各族群众互动、凝聚民族向心力、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思考半径,民族互嵌式社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天然的耦合适恰性,具体可以从情境空间互动、情感能量转化、符号资本流动阐明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意涵。目前,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存在情境空间离散、社区成员互动效能不高,情感能量失衡、社区成员集体认同分化,符号资本弱化、社区成员价值内化迟滞等现实困境。据此,应建立“互动仪式市场”,构建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境“际遇链”;共享“群集性沸腾”,共构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能量谱系”;创新“集体团结符号”,激发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有行动”,促进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际遇链一能量谱系一共有行动”的完整链条。
[摘要]“两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视域中“两路”精神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历史传承与当代转化的复杂互动。重大工程精神遗产在现代化进程加速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双重冲击下,面临历史记忆稀释、情感连接弱化等现实困境,年轻群体对“两路”精神等历史精神资源的疏离感持续加剧。聚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态建构过程中探索重大工程精神遗产的现代性转化路径是当务之急。基于此,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等重大工程为切入点,分析数字时代“两路”精神在传承中的精神基因的现代性表达;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生成的路径;反思并破解“两路"精神在现代性转化中的张力。从而,在理论层面构建从技术赋能到主体参与再到制度协同的共同体意识生成闭环;在实践层面构建“两路”精神数字共同体平台、制定相关重大工程遗产“数字化技术”标准等;为破解精神遗产的代际传递困境提供学理支撑并彰显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传承的中国智慧。
[摘要]数字化为少数民族青少年带来了个体社会身份认同失调的现代性困境,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新的挑战、机遇和路径。本文着眼于数字时代彝族青少年成年礼实践的变迁,考察了数字游戏作为一种“通过仪式”,作用于凉山彝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中、后三个阈限阶段的不同表现。基于38份深度访谈材料,本研究揭示了彝族青少年共同体意识在“隔离-突破-回归”的重复和调适中逐渐形塑的过程,具备极强的仪式性特征。“数字游戏成年礼”展现出彝族青少年在向成年转变的过程中,以获得广义群体认同、实现数字融入和个体人格塑造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内涵。这一新式成年礼实践突破了时空束缚,通过铸牢情感基础、物质基础和个体心理基础,从而铸牢彝族青少年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强调数字媒介的“仪式传播”功能,并提出在民族地区以数字媒介供给优秀中国文化、保障青少年群体有序参与和丰富具身体验为主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摘要]本文以《人民日报》2014—2024年792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报道为分析数据,对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进行分析。首先,本文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三类话语:民族团结话语、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话语、共同体建设话语,并分析三类话语包含的核心内容及其遵循的“和-合-融”的内在逻辑。其次,运用LDA主题模型,将792篇报道分为9个主题,并对应前述三类话语包含的核心内容将9个主题归类到三类话语中。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议程”和“话语框架”,得出以下结论;在话语议程上,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话语呈现“以民族团结话语为主”“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为重要转向”“共同体建设话语有待进一步加强”三大特点;在话语框架上,民族团结话语呈现“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的框架,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话语呈现“国内与国外同联动”的框架,共同体建设话语呈现“历史与未来共演进”的框架。
[摘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决当代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制度构建、文明赛续等方面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观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第二个结合”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途径,为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文明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提供了文明进步的客观依据和参照;同时通过分析特定民族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况,探求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两者统一于人类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真正的共同体,以及实现这一历史目标而开展对天然产物自主的加工,即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孕育于特定的文明母体之中,不能脱离现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那些能够推动人类历史革命性发展、具有团结统一传统、历史主动精神的民族都称为文明民族。西方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革命的作用,但是因其无视甚至刻意否定家、族,使人类文明陷入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承认家、族的合法性,以共同体的结构和历史主动精神为骨干形成真正的民主制。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民族论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西方民族国家,对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21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政党在大国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多元复杂的边疆地区治理中展现出强烈的制度塑造与认同建构能力。作为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印度人民党逐步发展为印度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尤其在治理印度东北边疆这一异质国家空间中展现出显著影响。本文聚焦印度人民党如何在东北边疆治理中强化国家认同与实现地方治理,基于文献分析,得出三方面结论:其一,在治理理念上,印度人民党将东北视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整合地方政党与区域资源,推动国家认同建构;其二,在政策设计中,突出东北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中的战略地位,力图借由安全与发展的双重议程化解文化冲突;其三,在治理实践中,借助政党联盟、社会动员、选举政治、区域发展与外交战略相结合的整合动员路径,强化了对东北的治理主导地位。研究表明,印度人民党通过意识形态调整与制度布局,扩大了在东北的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边界,但同时也暴露出民族主义政党在应对区域差异与权力协调中的结构性张力。
[摘要]国家边疆治理是怒江流域市场形成的根本原因,决定该流域商品经济流动的特殊性。怒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封闭的极边之地,中央王朝往往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进行管辖和经营,从而导致该流域与内地的经济交往相对稀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延缓了市场形成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加紧对该流域的渗透和侵略,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加快了在怒江流域建立直接统治和治理的进程。在国家治理的推动下,怒江流域逐渐“内地化”,商品经济得以勃兴,市场得以形成,逐步改变商品经济落后、市场凋零的现状,使得怒江流域成为连接内地与缅甸的商业走廊和贸易通道。实际上,走出了一条国家治理推动市场形成的特殊商品经济发展之路。由此,加强了怒江流域与内地经济的融合、互动、共生及向内凝聚,增强了怒江流域对内地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密切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该流域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之间形成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断聚合,为新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摘要]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网络安全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类人工智能正以全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重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其暗网化、去媒体化以及独特的算法训练与舆论引导机制,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着信息推送偏见与算法默认歧视、多元文化碰撞以及数据安全与内容滥用等多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风险,这些风险不但来自美西方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还源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抬头以及AI网络治理技术的滞后。因此,唯有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引领,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技术治理能力建设、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及创新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等措施,不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水平,以此实现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
[摘要]跨境灾害是自然和人为造成并通过跨越陆地、海域、空间等地理界线影响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灾害。跨境灾害也能通过跨越社会文化“边界”影响到另外的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灾害是在环境和社会脆弱性基础上产生并具有区域性和跨境性特点。澜湄流域的跨境防灾减灾工作不仅能为流域各国人民提供生活保障,还能为其他地区防灾减灾提供给宝贵经验。中国是澜湄合作六国之一,与澜湄流域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在信息共享、灾害应急、物资援助、资金支持、科技防灾、人员培训和演练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澜湄流域的防灾减灾是通过流域国家内部制度和外部合作机制来推动实现,需要流域六国的双边或多边协调合作,加强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关注脆弱群体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综合防灾减灾,为澜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摘要]我国不断加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为讲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素材。做好涉藏州县生态环境报道工作,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本研究聚焦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 和 SixthTone 四家媒体在“X”平台上发布的涉藏州县生态环境报道,选取1425条推文和1010条用户评论作为分析样本。发现生态环境景观报道和萌态动物报道反响良好。亦发现存在话语体系创新性不足、话语结构和叙事风格差异明显、对话意识薄弱、文本缺乏亲近性、报道时度效把握弱及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运营滞后等问题。对此,应从破除自我东方主义入手消解乌托邦想象,推动多元主体视角下的主体间性参与,运用“误同”修辞和钻石型叙事优化文本生产,通过技术手段赋能提升内容的可读可见可感性,借助第三人视角的情感拟态进行祛魅化情感叙事。
[摘要]费孝通在江村的田野调查已形成“江村学”的研究谱系,如何在当今的江村回访研究中调查挖掘经济考察范式之外的社会生活面向,即人类学关注的仪式共同体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补充江村研究的另一种维度。笔者通过对江村家神祭祀、“两头婚”家庭共同体仪式实践进行回访追溯考察,探究江村“小家族”继嗣仪式共同体的延续性解释,呈现人类学扩大家庭共同体理念的仪式表征。通过笔者对江村仪式生活过程考察可见地方家庭祭灶神、请上祖仪式作为家庭祭祀活动的主体,在当下的村民生活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文还探讨了江村乃至江浙地区“两头婚”的流行情况及文化特点,体现了当地人在社会政策和经济变革过程中江村人对婚姻模式的结构性变通和适应性创造,其中也包含了婚后从居模式因家庭继替困境与现实需要的变通、调适与平衡,这正是家庭仪式共同体“双系”继嗣的创造性转变。
[摘要]非遗的“过年”,立足传统,通过具体的地方实践,展现多样的文化和情感表达。回家团聚、迎神祭祖、守岁拜年等仍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且在地方实践中强化着家庭共同体意识。采取“两头走”“两来两往”既嫁又娶的“并家婚”夫妻在“过年”中有着灵活、多样的安排。年夜饭的团圆是年轻夫妻对双方老人尽孝的重要体现,也是弥补日常生活中在另一方食住时间相对较少的亏欠。“并家婚”形式在实践中调适家族继嗣,和睦孝道并均等分担,以双边过年和“反轮值”形式维持新组成家庭与双方原生家庭的整体平衡。在“过年”这一最重要的民俗文化过程中,年轻夫妻小家庭在平衡好双边原生父母家庭的情感与维系亲属关系实践中,传承孝道,维持共同感。“并家婚”新婚俗作为适应生育政策调整中的地方社会实践,在婚育、家庭以及代际关系中,也不断探索着中国“家文化”的韧性和家庭共同体建设的多样路径。
[摘要]“陌生人”在当代中国加速涌现,其积极面向也越来越凸显。伴随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和“陌生人”大量涌入西镇,改变了当代西镇的人群构成和文化表象,使地方社会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异质性。同时,“陌生人”积极参与在地的共同生活,在社会和文化两个层面促成了地方社会的当代新生。在社会层面,从事咖啡的“陌生人”以技术为线索,借助吧台教学、知识分享、合作经营以及行业分工等方式发展新的关系网络,进而通过对地方社会的重新结构来增进其共同性。在文化层面,“陌生人”则以咖啡为中心,通过激活传统、空间营造、意义翻转以及共创活动等方式展开文化编织,理顺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旧有与新生的关系,促成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共生。本研究聚焦“陌生人”所引领的咖啡业对当代西镇进行新的民族志书写,借此考察“陌生人”的积极面向,不仅可以深化对“陌生人”的理论认识,也有利于拓宽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思路。
[摘要]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在区域开发与川盐入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杉木坝逐步由盐道节点、险要隘口发展为区域经济中心。在杉木坝区域地位演化的过程中,诸多移民纷纷落业于此,为杉木坝商贸事业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历史动力。与移民落业相伴而生的是地域社会的整合。众多移民以文昌宫为核心,逐渐构建起一张紧密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张网络不仅具有代际传承的稳定性,还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特质,孕育出涵盖多姓氏的地域性商贸团体。杉木坝的发展变迁是自然地理、区位条件、人口迁移、商业贸易等一系列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深刻体现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地区的历史结构过程。杉木坝的历史经验表明,当前民族地区可在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将吸引生计需求型外来人口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开发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方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