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当前主要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新要求、新挑战:一是面对“十五五”发展新要求,学术期刊如何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服务国家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方面积极引领,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二
【摘要】随着视频化社会逐步呈现为新的文化形态,视频以特定的系列结构与内在秩序,深度嵌入人们对于知识的认知、表达与传播过程。文章立足视频化社会语境,探讨了视频作为媒介知识的独特形态及其对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机制。文章认为,视频通过对知识生产的技术重置,拓展了知识的边界,创造了个体获取知识和参与知识生产的新路径,并引发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出版机制的深刻转变。知识系统与视频发展的紧密关联,揭示了视频作为媒介知识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视频圈在与文字圈等其他媒介生态的互动中,所推动的文化结构与文明形态的转型。
【摘要】从口语媒介、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到智能媒介,每一次媒介变革都深刻影响着求知模式与秩序,知识视频化的转向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知识的边界感,重塑了知识建构逻辑,即知识生产的内涵扩展、知识阐释的再中心化、知识传播的情感偏向。在智能媒介构建的新型传播空间中,知识视频化催生出复杂的认知图景:视听叙事下具身认知的回归、加速社会的外界驱动、沉浸阅读的惯习淡化。这种“技术—社会—人”的互动关系衍生出智能幻觉、信息失真、价值失序等认知风险。为此,我们应该探索技术善治、素养培育、价值内嵌的路径,推动知识视频化转向的健康发展,释放知识媒介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摘要】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促使知识生产范式从对人的依赖转向对技术的依赖,产生知识生产加速的现象。受技术内源性偏向的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出框架化、扁平化和黑箱化的新异化问题。鉴于此,应当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通过充分发挥人的意向性、主动嵌入人类感知、对齐人机价值的方式,实现知识生产的合理加速。同时,需警惕基于海量数据涌现的“假性知识”陷阱,避免知识泡沫的产生。
【摘要】类型化生产塑造了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方式,其结构性表达机制与平台主导逻辑给传统版权制度带来了系统性挑战。文章基于类型化生产的结构表达特征与协同生成机制,提出版权治理的机制化应对路径,在表达识别、确权机制与平台责任之间建构衔接逻辑,强化行业协同与制度保障,旨在推动版权治理制度从静态确权向动态规范转型,服务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摘要】作为媒介融合的一种方式,跨媒介生产、叙事与传播正逐渐渗透到网络文学产业化与传统文化媒介化的组织架构和发展过程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再受限于单一媒介传播,而是被灵活运用于新兴媒介中,呈现出数字化、品牌化、娱乐IP化的跨媒介孵化特征。网络文学通过影视、动漫、游戏、有声读物等创意IP转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创造了新的融合发展模式。网络文学IP全版权开发中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也对其自身及IP产品回归主流、延展文化内涵、走精品化之路等起到重要作用。文章指出,目前网络文学IP全版权开发中传统文化的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多方协调配合,共同推动网络文学IP全版权开发中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发展。
【摘要】人们对出版的认识方式经历了从编印发的动态流程到主体与客体的二元逻辑,后者为从内部深刻认识出版开辟了新视角。主客体认识方式的引入,串联起近年来围绕出版与知识的一系列讨论,发掘出出版学科的热词“知识”作为出版的客体。知识与经验归纳、理性思考关联,与人和社会互构,不仅是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而且受到人类社会的检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出版活动与知识生产双向奔赴,知识遍布出版的各个角落,出版使知识成为知识,出版的公开性和知识的社会性高度契合,催生了学科认知从出版活动向知识生产的转辙。文章从以知识为客体的视角重新认识出版学科,搭建“知识树”模型,在以往用知识逻辑统领出版的研究基础上,尝试让出版收编知识,稳固出版学科内核,打开学科边界,形成与其他学科的联动。
【摘要】空间修辞关注的是以空间为修辞对象的意义实践。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空间修辞展现出全新的机制与实践。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数字空间形态,数字策展的空间属性主要体现为分布式的空间结构、数据化的空间表征、互动化的空间感知以及参与式的空间生产,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修辞模式。当前,由于传统文化面临空间形态消亡、空间展示局限等困境,数字策展打开了文化传承创新的空间向度。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数字策展实践,“数字敦煌”系列策展将敦煌莫高窟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投射到数字世界,在空间维度赋予传统文化以“数字生命”。数字策展的空间修辞语言可以从空间形态、空间叙事、空间实践三个维度加以认识和分析。在空间形态维度,数字策展创造出分布式、跨媒介、多模态的内容展示系统;在空间叙事维度,数字策展在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重建空间“褶皱”中的故事世界;在空间实践维度,数字策展通过球幕、眼镜、手柄等技术装置的内嵌,实现了技术逻辑与空间逻辑的结合,由此重构了策展空间的表意系统以及观展者在空间中的文化感知与认同模式。未来的数字策展叙事或将走向空间符号系统与主体行为系统的结合地带。
【摘要】敦煌藏经洞文化遗存蕴含的丝路精神兼具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以敦煌藏经洞文化遗存为核心文本的《数字藏经洞(国际版)》是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全球建构机制的科学更迭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文章探查了受众视角下《数字藏经洞(国际版)》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全球建构效果,发现《数字藏经洞(国际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以敦煌(藏经洞)文化为介质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见度,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全球建构产生了显著的撬动效应。文章认为,以撬动效应为契机,持续促动互联网群聚传播环境下以首发文本及其衍生文本为中介的多元主体议题共商,以滚动文本为中介的多元主体意义共建、价值共享,型构以共创为动力之源,以有限开放、动态协同为基本特征,以生产与传播循环往复为基本运行方式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全球建构递归协同机制,是提升数字文化产品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全球建构效力的可取之道。
【摘要】伴随农村的加速媒介化,农村家庭已深度嵌入由智能技术主导的代际沟通场景中。本研究以农业大省HL村为田野调查场域,通过长期观察与访谈,探讨农村家庭在手机“下放”实践中所呈现的权力博弈与互动逻辑。研究发现,农村家长“下放”手机,既是技术设备溢出的主动选择,也是线下教育资源匮乏与文化资本缺失的被动策略。手机在充当教育辅助工具的同时,也因娱乐化需求的叠加,引发了家庭内部围绕学习与玩乐展开的系列争论。家长的干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威权管控、条件协商与放任自由之间进行动态化摇摆。在此情况下,部分农村家庭的儿童开启全面“反叛”,通过时间窃取、空间挪用、主体抗争等方式抵抗家长权威,其在媒介化进程中展现出高度能动性与主体性。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已成为农村家庭代际权力重构的重要中介,儿童主体性的凸显正在不断改写传统家庭秩序,并为理解农村社会的深层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在全球媒介环境中,生态位为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的状态及其在竞争与发展中的定位提供了理论视角。将生态位态势理论引入海外华文媒体中国形象传播研究,旨在构建系统化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海外华文媒体在发展中经历了态的演化适应、多样性分布以及势的生态位扩充。但是,在传播中国形象时,海外华文媒体面临技术困境导致能量不足、内容局限导致连接不畅、政策解读不足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海外华文媒体应通过共情依归、共识建构、共力融通,推进态与势的强化与拓展,构建稳定的生态系统,从而实现中国形象传播的协同优化。
【摘要】作为一种在世存有,“自我”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以及来自他人的评价。自我意识对于认识和传播活动非常重要,它赋予感觉材料以范畴和意义,并将其“回流”到精神世界。具身化交往为自我意识铺设了土壤,但个人经历接入意识之河,还需借助人心的记忆功能。记忆,是处在“我”与“物”之间的杠杆机制,强化、重塑着人对物及自己的认识。为了解决原生记忆的有限性问题,人类发明了诸多外置化的记忆术机制。在文字和印刷传播时代,文本促进了人与世界的交往,但人之记忆和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个体的记忆负载被解放,“自我”的呈现和传播获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人与技术的相处生态和关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同质化展演、精神内耗以及记忆成为工业材料等现代性风险日益加剧。技术理性无法全知全能,理性之侧时刻存在着非理性。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在全球出版业中迅速流行,其对出版业的深刻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探讨。然而,关于AI生成文本可能对出版者履行注意义务带来的变化,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在数智时代,出版者如何恪守相关的注意义务规范,不仅事关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出版法治建设中需要厘清的问题。文章探讨了生成式AI在出版物创作中的应用及其对出版者注意义务履行造成的影响,提出出版者应在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一是在宏观层面,应清晰界定生成式AI在出版物创作过程中的适用场景;二是在微观层面,应逐步明确生成式AI在出版物创作中具体遵守的规范,这包括监督作者充分履行AI使用说明义务,以及出版者自身适当履行内容审查与告知删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