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区域现代化进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深刻影响着各自内部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也在全球版图上勾勒出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图景。董经胜教授的《外部因素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文,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入剖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文章认为,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推动下
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推动下启动的,并且一直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是一种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而外部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拉丁美洲与西欧、北美等区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双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变化的。因此,通过考察这一外部因素的演进来审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模式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
一、现代化事业成绩斐然、特色鲜明、崎岖前行 纵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南亚七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现代化开启的时间有早有晚,连续性和阶段性不一,但都历经很长的历史过程;多是在政党、政府或王室主导下自上而下推动,也有个别国家是政治强人政府在压力下推进;多是经济先行、市场主导,也有另类;都成绩彰显,也各有异彩;都经历坎坷,但仍在曲折前行。 从世界
将东亚视为一个具有某种整体性的区域,讨论其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言自明。典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将日本文明划分为与中国文明并列的另一种文明。狄伯瑞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方面会使用“东亚文明”“东亚所共享的文明”之类的表述,一方面也会说“三种东亚文明”“东亚各个文明”,游移不定之态跃然纸上。1 实际上,最早由明治时代日本学者所开创的“东洋史—东亚史”,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统一的唯物史观立场。只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向着更高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真正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整体进步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有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社会形态特殊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抽象普遍性,立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
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出一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路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寻、开创、推进和拓展中,离目标越来越近且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渐趋融合、合轨而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规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认识日益深化,并把深化
摘 要: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集中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展现了面向民族文化的整体图景。历史和现实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关联。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践履塑造着文化主体性: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主体性以文化基本精神的潜在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同时在拓展叙事空间的意义上将文化主体性建构推向新的高度。另一
摘 要: 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精英们虽然抱有以共和主义改造世界的理想,但相信美国应该专注于国内的“共和实验”,以榜样的力量而非对外干预行动来影响世界,扮演“自由灯塔”而非“自由十字军”的角色。一战爆发后,威尔逊试图重塑美国人的国际认知,说服民众放弃孤立主义并支持美国在战后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但没有成功。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朝野终于达成共识,认识到美国不应该满足于做“自由灯塔”,还应该
摘 要: 一战后,美国总统哈定曾公开宣称要用“国际协会”来替代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一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热烈争论。这场“命名政治学”折射出当时美国政治精英在世界联合问题上的理念竞争与价值观分歧。从具体语境看,“联盟”相比“协会”具有更多卢梭式“国际政府”与“军事同盟”的含义,更少康德式“自由联合体”的理想成分;同时,它们还分别反映了排他性与包容性、强制与自由、司法与政治、低制度化与强制度化原则
摘 要: 为研究并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应合日益频繁的中外电影交流,以及文化强国战略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要求,比较电影学的学科建构势在必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电影学应向已发展成熟的比较文学学科汲取成功经验,但同时也要尊重电影研究的本体特色。基于宏观系统、目标与原则,文章从比较电影学的学科定义、建构意义、研究原则与研究路径等方面着手,详细论证比较电影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的可行性。 关键词:
摘 要: 1920—1927年,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在世界影坛大放异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尼伯龙根》《大都会》都曾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公映。前者融神怪与史诗为一体,受大众热捧;后者的科幻类型与未来主题,更受智识阶层的青睐。这股电影风潮,也引发了中国文艺批评者对电影本体的思考:田汉为表现派冷峻而怪幻的抽象之美所折服;刘呐鸥则更看重这些电影作者的光影探索对确立电影艺术独立地位的重要价值。当然,这些风
摘 要: 没有比较,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故事,更遑论叙事,亦即一个攸关人及其视角的艺术行动。诚然,20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的好莱坞大举移师巴黎实拍的风气,与战后美法间一系列经济政策关系匪浅,但,若少了那几个以《电影手册》为策反据点、以场面调度为电影之真的终极圭臬的“新浪潮五虎将”的积极介入,“就地取材”,最终也只能流于最片面意义的写实主义,并至多引来批评家的阵阵奚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摘 要: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大体经历了从“律令体系”转化为“典例体系”的四个发展阶段。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律为“常经”、令为“损益”的律令法律体系;魏晋至宋,演进为以律典、令典为纲的律令法律体系;元代弃律、令,典例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典例法律体系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古代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对法律体系内涵理解错位,忽视“覆盖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是构成“法律体系”的
摘 要: 近代以来,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载体,伴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知识体系的形成,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日益成熟。以《法律评论》《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法学学术期刊,虽然主办单位、出版周期和办刊风格各异,但在近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中外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英文版期刊的编辑出版,都对当下的法学学术与出版具有借鉴意义。从这
摘 要: 在探讨人工智能与灵魂的关系时,概念建构主义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理解方式。当前弱人工智能并未被赋予、也不需要灵魂。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强人工智能的到来可能引发对灵魂概念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灵魂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数据、计算和交互的集合,并建构所谓的“灵魂智格”。同时,对“轮回说”“中介说”等灵魂概念的话语重设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变化不仅将影响人们对人工智能
摘 要: 人工智能体价值对齐,源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人工智能体的自主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价值对齐需要在考察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属性与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实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目标,需要妥善处理好伦理共识与多元价值观、抽象价值规则与具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人类终极伦理目标与短期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为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设定基本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体的
摘 要: 全球城市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异质性功能,并在全球化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一直是全球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形成了丰富的文献,但大多数研究基于单一地点空间来阐述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以特征事实的现象学表述方法对此进行定义,并强调其功能发挥的控制和支配性。为此,需要对此进行反思,深刻认识全球城市功能的空间性问题,从地点与流动空间双重性来重新建构全球城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