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名人左舜生的口述史,其中记载其1930年在南通:“我还参观了沈寿为女孩建立的刺绣学校……沈寿绣过意大利皇后的肖像,获得意大利博览会一等奖。为了感谢张謇,她绣了很多观音像,但被各种博物馆收藏了,在南通看不到。不过,我看了她绣的一些肖像。从此以后,我这个湖南人就不敢再提湘绣,相比之下就显得粗糙了。”南通的教育与实业在清末乃至近代都是显赫的所在,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树立了一个样板。左舜生以他者来看湘
国粹派的学术著作近些年有点时来运转,比如被五四新文化人批评过的学衡派,就形象忽变,不再是落伍者的符号。新文化运动期间,学衡派是作为保守的群落受到批评的。学衡派学人觉得《新青年》同人过于激进,对于自己古老的文明有所忽略,喜新而忘旧,便遭到新文化人的反击。那时候反对陈独秀、胡适的人,其实不知道搞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不错的国学研究根底,《新青年》同人大量译介域外思想,乃文化复兴的输血,意在再造文明。鲁迅那
很久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评论是一种志业——有关学术、文化明星的一点反省》,作者是一位台湾学者,他在文章中对台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文化明星的两种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刻反思:一种是基于政治需要而制造,另一种是基于资本、市场逻辑之需要而制造。他呼吁学者、文化人坚守自己的志业,不为名声和金钱所动,以护卫学术、文化的尊严。 作者说的这种现象,至今未见消停,而是变本加厉,发展得更严重了。学者教授斯文扫地,专
一 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近世印度的一位异人。他生于1872年,殁于1950年,一生兼具革命志士、玄思哲人、灵性诗人、披着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而非神秘主义者的圣徒等多重身份。其气象之恢宏、格局之开阔,在近现代思想家辈出的印度,亦少有人真能与之相并肩者。他遁居南印度法属本地治里,创立道院,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声名远播,欧美世界的信徒络绎而至;晚年更是闻名遐迩,声望卓著,遂
1958年,俞润泉与《新湖南报》同事锺叔河、朱正、张志浩等同被打成右派,从此劫难不断,坎坷无数。锺叔河在《润泉纪念》一文中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们在长沙以缮写、挑土为生,张志浩借到一部郁达夫诗词抄本,俞润泉熬夜数晚,用拓蓝纸复写四份,手工装订成册,赠锺叔河、朱正、张志浩各一,俞自留一,并于卷首题诗一首: 赏心乐事人人有,数我抄书事最奇。 隔宿有粮先换纸,每朝无梦不亲诗。 只缘偏爱元温句,却是伤
1943年9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著名作家兼战地记者周立波写的《悼田守尧同志》一文。文中悼念的人物田守尧:“安徽六安人;新四军的一位旅长,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八月殉难于苏北海面。死时三十一岁。” 周立波专门为田守尧的牺牲写了悼念文章,之前还为他采写了人物特写,并在旅行日记中也记有其形象,可见对田守尧情感之深。 1937年12月26日,周立波作为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翻
高心夔(1833—1881,一作1835—1883),原名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字陶堂,号东蠡,江西湖口城山乡高大屋村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工诗文,善书,擅篆刻,著有《陶堂志微录》《佩韦室日记》,曾与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和黄锡焘入权臣肃顺幕府,号称“肃门五君子”,并位列其首。此人文韬武略,少年成名,但因命运多舛,终未得到当朝赏识。两次殿试,均因在试帖诗“十三元”韵上失误被置于四等,放还
1930 年上半年,聚集在上海《新月》旗下、以胡适为代表的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关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采取选定问题,写出论文,大家讨论的方式,以期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与分析。这一年,这个文化小团体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总题之下,又设若干子题,分给每人。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先写了一篇引论,围绕总题,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消极目标,一是积极目标。消极目标是:“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积极目
《字林星期周刊》(The North China Herald, 前译《北华捷报》), 系英国商人奚安门于 1850 年创办, 为近代上海出版的第一份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而发生于1870年的“刺马案”,因刺客张文祥系由何人主使不明,已成为历史谜案,百余年来备受关注。该案的受害者为两江总督马新贻,堂堂从一品大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自然引起轰动,故《字林星期周刊》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留下不少
1942年冬至,石声淮与钱锺霞缔结婚约,成就一段“金玉缘”(钱基博曾作《金玉缘谱》,云“男子氏石,女出裔钱;钱从金旁,石为玉根;永以为好,坚如金玉”,故有此称“金玉缘”),从此成为钱基博的女婿。此前,石声淮还有另一重身份,即钱基博的受业弟子。1938年,钱基博出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同年,石声淮考入国文系,师从钱基博、马宗霍等先生。1957年,钱基博病逝于武汉,从1938年至1957年,
父亲原名顾育仁,曾用名静铭,顾冷观起初是其笔名,直到1937年才被起用为正名。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编辑了三份有影响力的刊物——《上海生活》《小说月报》和《茶话》,其中《上海生活》乃一份专门描述上海当年居民生活和心态之刊物。 父亲于1910年农历八月初九生于江苏崇明城桥镇。他的故居在崇明城朝阳门街8号,步行五分钟即是码头。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而崇明城原来围有内、
一 胡先骕是我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在学界享有盛誉。他不仅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同时也很懂人情世故,利用他崇高的声誉,尽其所能帮助他人。他的大儿媳符式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先翁看上去很严肃,子侄辈见到他都很恭敬,其实他极平易近人,与任何人都能闲聊。学生、子侄等有困难,都会向他倾诉,他也尽力解决。工作有困难,更多方设法寻找适合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民国时期的就业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
谭延闿出身封疆大吏之家,讲究饮食烹调,坊间向以豪奢相目,其实颇为不然。从谭延闿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固然一生嗜食鲍翅珍味,然更赏乡野真味;在真味之辨上,每有独到之处,以“独赏真味,成就食神”相誉,实不为过。 官味与家法 且从官味之辨说起:“(1927年6月6日)偕颂云至精卫家饭。陈公博、李品仙、龚孟希来谈。既去,公博留同饭,鲥鱼甚美。”并赋《食鲥鱼》为赞:“夏水鲜鲥一尺鳞,裹蒸荷叶碧痕新。世
杨树达是我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在传统小学、经学、史学、古文献学诸方面均卓有建树。杨树达自幼师从梁启超、叶德辉、胡元仪三人,其中尤以叶德辉对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影响最大。除了以上三位以外,杨树达还曾拜老年柯劭忞为师。 柯劭忞(1850—1933),字凤孙,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国子监司业、贵州提学使、清史馆总纂并代馆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并总监督等职,著
拙著《格致丹青——美术作品中的科学与文化》有幸面世,笔者自拟的《内容简介》坦言:“本书如果有幸被列入艺术类著作的话,那也是一本不入正统之流的异类作品。作者采用科学史与文化史的视角,尝试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美术作品提供一些比较新鲜的观感。”又在《题记》内声称:“作者略晓数理,粗通文墨,少年涂鸦,壮游四海名博艺苑。然而他既非专业美术人士,也缺乏艺术史和美学的深厚修养;唯其业余,或许能在专家们论述的光
一 “闻人”这个词,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看,大致不难揣测,就是“闻名于世的人”,与“名人”的概念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两千多年前的“闻人”一词,并不是一个社会通用名词,而是一个“专名”。 此人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少正氏,名少正卯。传说春秋晚期,鲁国的孔子和少正卯两个人都在讲学布道,培养门生。当时,以孔子为领袖的儒家学派,坚持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奴隶主阶级“礼治”的奴隶社会;而以少正卯为代表的法家学说,
一 (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亡后,曾经组织武装阻击清军南下。后因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因为反对权臣王化澄,几陷大狱,不久因瞿式耜殉难而隐遁。伏居深山,身居瑶洞,著述四十年,并且作《祓禊赋》以明志。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研究,尤其精于文学、史学和经学,在哲学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强调“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
时序到了 2025 年末,传来一个喜讯:一场名为《一张报纸的抗战》八幕大型话剧正在紧张编排,剧本也正在香港《大公报》连载。著名策划人、编剧朱海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翻阅了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查看了一百多本有关的书籍,被感动得热泪涟涟,大哭三次,小哭无数。 为《大公报》哭泣的,岂止朱海一人?业已凋零的北京老大公报人,仅存二十几人,不断回忆往昔的种种故事,传递着有关这张令人怀念不已的报纸的信息。他们
许多年前,年轻的我在深夜读黄永玉的散文。有一篇《速写因缘》,当读到黄永玉像小说一样重现徐悲鸿与模特儿的对话时,我不禁震了一下:这是画家中讲故事的天才。 黄永玉说,他和徐悲鸿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接触,他不觉得怎么宝贵,当时只道是寻常。可是黄永玉几乎完完整整地记下了自己那次所听到的对话: 模特儿是个裸体的七十多岁老头儿。这老头长髯,近乎瘦,精神爽朗,尤其是他脸上的红苹果特别惹人好感。老人知道坐在对面
肖辉跃给我看过她近年来的高铁行程记录,密密麻麻的蛛网织在中国地图“雄鸡”的颈腹部位置——为了观察海岸线上的鸟类,她一百四十四次踏上征程,中国约三点二万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有二点五万公里留下了她的足迹。同为中年女性,我难以想象这些旅程是如何完成的。于我而言,哪怕外出住宿一晚都要整理大包行李——换洗衣物、洗漱用品、电脑,还有即便不看也要握在手中才安心的书籍,生命仿佛总消磨在这些琐碎里。而肖辉跃截然不同,
清代的潼关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宽而东西窄,面积约二点四平方公里。城墙高五至十丈,共六道城门,易守难攻。城内百业兴旺,街巷达五十多条,人口近五万,设施一应俱全。潼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城,城内的几座山上甚至还有一千多亩土地,可惜关城在1959年修三门峡水库时被尽数拆除。而更早的唐、宋关城遗址则散落于麟趾塬上的别处。现有的城楼系近年为旅游开发而复建,不过这并无大碍,正所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
很多人说起教书这个行业的特点时,会说“述而不作”。的确,很多教师只用嘴讲课(甚至背书),不用手创作(几无创新)。教书这个职业吃的是开口饭,所谓讲述者也;不写作是指不搞创造性的写作(包括文艺创作和论文写作),只是写点公文、作文,编点讲义、教材。这是对这个成语的望文生义式的应用。 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出处和真正的含义。此言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般人都用“阐述”一词来解释
鹿桥的作品《未央歌》被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最爱小说100强”等。原名胡欣平的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把《未央歌》看作抗战后期长篇的“四大巨峰”,另外三部是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他称:“从某种意味说,《未央歌》使中国小说的秧苗,重新植入《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土壤,因此,根舒枝展、叶绿花红,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
一 我上初中时尚在十年非常时期,文化课基本上不教,学工学农学军,老师们腾出时间闹“革命”,我们的“三学”其实就是“放羊”。学工是联系个郊区工厂,放学生们去打杂,拧螺丝,打扫卫生;学农则是到乡下割麦、拾麦穗兼打碎大块“土坷垃”;学军其实就是集合、跑步、爬山、拉练,累你个半死,让精力过剩的捣蛋野孩子无暇捣乱而已。 就在那非常时期,忧虑前程,我想学个一技之长。由于自小就有个画画梦,父母托人先送我去文
一 他,出身于富甲一方的胶山安黄氏;她,则来自英才荟萃的锡山秦氏。他们的祖先在过往的岁月中,曾以联姻的方式谱写了两大家族门当户对的佳话。然而,他们二人的相遇并不是家族长辈的撮合,也没有朋友故旧的牵线,他们奇妙的缘分,似乎一开始就是源于双方精神层面的共鸣。在她去世十周年的悼念文章中,他写道:“(民国)十二年,余在上海组中国孤星社,鼓吹革命,提倡大侠魂。十三年一月一日,发行《孤星》旬刊。大元帅中山先
1866年,严复与王氏结婚,二人同龄,刚满十二岁。严复曾在给友人信中吐槽早婚的弊端:“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可在同一封信中,严复对中国的“迟婚”青年却大加挞伐。他指责青年“迟婚”或“不婚”动机极为不纯,可谓“用心险恶”: 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迟婚为主义,看似于旧法有所改良,顾细察情形,乃不尽尔。盖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英文版《突破棘闱:太平天国科举与社会史》,是我在太平天国史与科举制度史交叉领域耕耘十余年的研究结晶。本书得以于2025年9月由英国环球出版社付梓,面向国际学界发行,我深感荣幸,亦诚惶诚恐。荣幸的是,这部以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能够以英文出版,意味着它有望进入更广泛的学术对话视域之中;惶恐的是,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已有数十年的深厚积累,前辈学者成果斐然,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青黛环列,祝融峰擎日月于云端,紫云峰藏烟霞于幽谷,湘江如练绕其麓,洞庭似鉴照其脉。这片《周礼》明载“南曰衡山”的土地,既是“五岳独秀”的自然胜境,更是中原文脉南传的关键枢纽。靖康之变后,中原文脉如断线之纸鸢南徙,恰是这“岳势雄三楚,湘流接九嶷”的南岳衡山,稳稳地接住了胡安国背负的圣学薪火。山岚与文脉在此交融,既成就了一位宋代大儒的千秋功名,更催生了影响中国千年的湖湘学派——这正是《
2024年春天,先生在网上向全国爱书人发起邀请,希望在雅集,组织一次“海上读书会”。经过方先生的一番筹措,这个读书会终于在舟山举行,且很是成功,各方爱书人齐聚这里。在几天的时间里,大家谈读书写作,览普陀秀色,访文人旧居,品美食佳酿,可谓不亦快哉。最早知道方先生,还是偶然在布衣书局购买了一册《六桂堂藏师友翰墨》,很是喜爱。此前读过黄裳的《珠还记幸》,其中谈及的文人字画和掌故,真是沧桑而风雅,故而对方
在写过一些都市小说之后,尤其在上了一定岁数后,市镇的繁荣喧闹、光怪陆离不再吸引我,神乎其神的各种财富故事不再能诱惑我。这样的时候,回过头去,将目光投向乡村,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我自忖凭着土生土长的乡村生活经历,凭着自己尚存的敏感和冲动,更凭着近年来有意无意的素材与经验累积,可资支撑一个乡土系列小说的写作。 为避免一些困扰,我把故乡的村子命名为雾峰村,把老家的院落易名太屋场,故事就在此生发和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