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专栏的设立基于一种共识。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结合7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采用各种方式(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学术探讨)发掘当代小说家的“创作谈”这座富矿,灵活、具体而深入地总结当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经验,由此建构带有当代中国鲜明印记的小说理论。 但这一原初设想是否也暗藏了某种“潜台词”: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创作谈”一直保持着互相阐释的良性循环关系吗?我们既可以参照具体作品来读解作
必要的仪式 “小说”这种形式能够存在多久,已经作为一个问号时隐时现。市场(精神的和商业的)决定它的现在和未来,这不会有什么争议。许多年前有人说“小说已死”,引起业内中坚人士的愤怒。现在可能不那么愤怒了,平和了许多。因为我们一块儿进入了AI时代,一切都得重新评估,多方审视,坐下来一起商量。结果发现头绪很多,欲理还乱。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只是置身其间的所谓“时代”有了新命名。若比喻为一种疾病
一 在《流俗地》之前,我们对马华文学有大致统一的想象:书写殖民地文化,侧重种族歧视与抗争主题,开掘政治历史和身份认同,展开热带雨林不同时代的瑰异传奇,等等。这些书写屡有强烈的宏大叙事冲动,即便仅作传奇性的民俗展示,这展示也多半要附丽于宏大的场景。已完成经典化的作品如此,新生的作品也同样如此。最近4年间,我做过两届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花踪文学奖”的小说奖评委。该奖参选者甚众,每届都少长咸
近年来,随着“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概念的提出,以“新+具体地域文学”命名的写作实践,逐渐衍生成现象级的写作风尚。我们姑且将这种写作现象称为“新地域文学”。这几年涌现的“新地域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行为,而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中心与边缘、新与旧、守成与创制等多种范畴的“复数”写作和思想行动。总体来看,它们以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作为叙事资
相比较“新东北文学”,“新南方文学”或曰“新南方写作”的命名似乎更具不确定性。“新东北文学”的空间所指无疑是比较确定的——从地理版图上看,“东北”包含的范围应该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而“新南方写作”或曰“新南方文学”的空间范围则多有释义,不完全确定。近年的研究与批评文章所涉此类概念,基本上将“南方”框定在岭南及其以南地区,甚至成为跨国界概念,将粤港澳大湾区及广西、海南和
现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世界性资本主义扩张,以及现代中国对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想象、模仿与实践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南帆所言:“农村的贫困与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存在千丝万缕的结构性对应。”①百年中国乡土小说一直都在关注、剖析和解释农村贫困危机,都在叙述农村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联,回答“农村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随着脱贫攻
作为人造物中顶端的技术成果,人造人以其“吾手造吾身”的强大诱惑,让人类无法抗拒地将这一技术不断向前推进。从早期只能做简单动作的笨重人形机器,到智能机器人,再到新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婴儿、虚拟偶像等,人造人的种类越来越多,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此同时,迅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后人类主义提出身与心、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都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在前,“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新草原文学”“新西部写作”等概念后继如春笋。稍微关注中国当下文坛的人都会同意,地方性书写正在变成一种潮流。不妨说,地方性写作的潮流化是当下文坛具有征候意义的现象。对研究而言,与其跟着这些概念进行批评实践或理论建构,不如把目光拉远一点,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时代动因和知识资源,考问其内在动力,辨认目前地方性写作的探索及不足,
新世纪以来,“城乡一体化”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①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互相融合。与此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②逐步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逐渐渗透、混杂与交融,乡土叙事体现出一种文化互融的全新特质。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呈现了丰富且暧昧的多元诉求,个体则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化和孤独感。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城市经验”返回乡村时,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被喻为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三者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文学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围绕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展开分析,为文学史的构思与编纂奠定基础。因此,文学批评被看成文学史编纂的“前史”,被喻为“给文学史打草稿”,而文学史则被看成是“文学批评的集成”。如何强调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们既
草明自1946年到达哈尔滨,至1964年离开东北,创作了数篇以东北地区工厂为主题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其作品中的工厂作为当时社会的缩影,集中展示了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代表、管理者(新政权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个群体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变化,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内,东北工厂的内部景观。 一、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巩固 东北地区的工业自近代发端以来,至伪满统治结束时,已形成相当规模。东北是全国最早解放
欧阳黔森是一位多文体、多门类写作的代表作家。我更关注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的耳边不由得回响起由唐健康和赵春作词、雷渡演唱的《地质队员之歌》的歌声:“走千山,蹚万壑,地质队员苦也乐”,“祖国处处是美景,一路风景一路歌”。这倒不是由于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题材关涉地质队员的工作与生活,而是因为作者曾经的“出身”和现时的写作身姿,让我真切地觉得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是以地质队员的脚力“走”
欧阳黔森是当下最具活力的多栖型边地写作者之一,尤以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创作最为显著。但不论哪一栖,其创作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在他所生活的西南边地——乌蒙山脉和武陵山脉。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加之早年的地质队员经历,使他的创作既具有贵州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也呈现出极具个人标识度的创作品质。这种创作品质从主题上看,欧阳黔森有着较为“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在现实与文学融入的关系处理上有其独到
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不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十七年”时期就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荧屏,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也一一被改编成电视剧。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是从高雅的文学殿堂走向大众的荣光之道。这一过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影视剧改编也因此成为某些作家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改编者都被市场经济
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时间向度上呈现出一种向过去挖掘的趋势,即跨越现代史,走向近代史的书写。王安忆的《天香》、阿来的“空山三部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从中国近现代史写起,深广地呈现百年中国社会巨变,产生了强大的史诗性震撼力。张炜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就是在近代史的时间向度上,从源头来梳理、思考和追问革命、爱情、正义等核心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张炜思想家
张炜的长篇新作《去老万玉家》延续了他以往的创作风格,烙印着“张炜出品”的徽记,又在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思想主题、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呈现出一些创新元素。进一步强化故事性,注重历史纵深感,杂糅中西文化,尤其是对胶东半岛地理空间的恣肆书写,使得这部小说在张炜的创作版图中显得特别突出。从文体风格来看,我们又很难对其进行明确定位或归类,因为它既有传统的游历小说、历险小说、奇幻小说的特征,又包含
纵览汉语言文学的流脉,它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思想探索和文体创新的痕迹。文学是语言艺术,考察文学必得首先关注语言。自《诗经》以降,直至白话文运动,文学助推生活口语与书面语进一步融合,走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灵活和精微,其创作成果卓然峰立,影响深广。 进入21世纪,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学生态。推送工具的便捷,自媒体的应用,似乎进一步降低了写作门槛,进入“人人可为”的时段。检视20余年来的文学收获,可谓作品
数字时代技术与媒介的影响日益增强,从最初的星星之火逐渐而成燎原之势。OpenAI公司新近推出的Sora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力作,这款文生视频工具能够根据只言片语生成几可乱真的视频影像,从此耳听固然为虚,眼见也未必为实。尚未从功能强大的ChatGPT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人类,转眼又要面对Sora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中国乡村,庆祝农历新年的村民们纷纷将年夜饭和烟花在抖音等网络媒体上进行分享,制作并
“互动小说”(interactive fiction)是一种综合应用“超文本”(hypertext)技术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其样态恰切地诠释了数字媒体时代文学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现象。互动小说兼具文学性与游戏性,其较传统平面印刷文学(printbasedliterature)的不同要素,诸如动态的文字和动画影像、超链接、交互机制、多向阅读路径,真正突出了数字文学叙事的核心特征。如
一、南方的“在地性” 从一篇短篇小说《抬木人》说起,这是林森2014年完成的作品,首发于《大家》,后收入小说集《海风今岁寒》。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短篇时大惊失色,感叹于同代人作品中居然有如此精湛之作。小说不长,1 万多字,写海岛小镇上的两兄弟,无名无姓,来路不明,贫穷、懒惰、愚昧且残忍。两兄弟一无所长,靠偷砍山上的树为生,但也有原则:一次只砍一棵树。砍好后,两人一前一后抬到集市卖掉,拿着换来的几十元
当我们提及海南时,首先想到什么?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和作为岛屿的海南?是棕榈、椰树等所提供的视觉经验?还是芒果、槟榔、菠萝蜜等带来的味觉体验?或是生于斯、长于斯、守于斯的渔民和他们的渔村、渔船、渔网?还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垒筑起的巨大日常生活堆积?这种种印象、感觉与认知,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岛民俗风景画”,它们奠基于地方,从海洋到陆地,从“偏远”的岛屿到“中心”的城市。这些微不足道的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 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①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 一、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 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出身的女作家,舒雅(本名汪明明)惯于从“符号”“拟像”“表演”等视角切入,审视当代人存在于景观幻象中的境遇和样态,挑战内嵌于消费主义的镜像迷恋与符号异化。如果说在居伊·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中,景观并非只是视觉的滥用、图像的集合,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的中介而建立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①,那么,当景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模式时,真相反成为颠倒世界中一个个虚假
显而易见,王安忆小说中的“地域视角”,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只有探讨分析了这种联系,才能够将其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的推动性意义清楚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王安忆与寻根思潮和上海重新崛起是一种外部的联系,她与张爱玲小说的“资源”则是一种内部联系。唯有弄清这种内部联系,我们才有可能从作家创作的层面,来解释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创作转型所产生的某种影响。而本文对王安忆20 世纪90 年代小
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的。与常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石一枫在全景式描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和变幻莫测之外,更致力于揭示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所谓非现实性是指藏匿于现实生活之中的虚假性存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虚假性存在普遍性地以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方式呈现,甚至在欺骗性和诱惑性的伪装之下,遮蔽了真实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在理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中陷入集体性的盲从。正是基于对这种非现
韩少功的创作生涯已近50年,文类丰富,数量庞大。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作品在再版时多有改动。洪子诚指出韩少功在修改中赋予了作品和人物以“温暖色调”与“自主性”而淡化了“寓言化的批判性”①。有学者认为其修改主要在“表达方式”②上,体现出了作家与不同文学观念之间“协商和妥协的努力”③。这些研究关注到了韩少功作品的版本更迭,启发本文将思路进一步延展到对不同版本进行对读。 本文以《蓝盖子》《老梦》《雷祸》等
1995年,格非首部理论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正式出版,试图构建一套以“文学反映个人化现实”为核心的小说理论;随后,在《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研究》《雪隐鹭鸶》等多本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其小说理论。同时,格非在创作实践中尝试探索西方现代叙事技巧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融合之路,从而形成独特的小说理及其实践之路。 一、以“文学反映个人化现实”为核心的小说理论 文学反映个人化现实是格非小说理论的核心。
一 因为我多年的诗歌写作早已养成单一的主题用特定的场景设置和诗句表达…… 这是阿尔丁夫·翼人在长诗《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撒拉尔的传人颂辞及其它》中的一句。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到阅读这位撒拉族诗人的起点,因为这既是他作为诗人的某种谦辞,也是当然的宣言。这个直接的说法可以让我们更郑重地关注这“单一的主题”案例,还有他的背景、理由和特点。 大约是在2010年夏,因为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韩东在新诗史上相当特别。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有意让自己的诗歌脱离话语,脱离阐释,读者甚至无法从中得到主题学意义上的启示——他的诗都是“非主题”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诗歌评论家无法将某些确切的“主义”“流派”等标签加在他的作品上,只能反复提起他树立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弑父”旗帜,像是《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以及他在诗歌之外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似乎他所有的诗学成就都集中在了与“断裂”有关的反抗姿态和
潘轩:你和毕飞宇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是一个重要作家?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听说他很喜欢和朋友通电话?他通常什么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聊些什么? 丁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一位当时小有名气的年轻评论家和我一起走过南京大学“斗鸡闸”(何应钦别墅)时说:“扬州师院中文系又出了一个有潜力的作家,名字叫毕飞宇。”我说:“不就是那个写《哺乳期的女人》的嘛,我已经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