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 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
谈创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既然身在创作中,就不免要时常谈起。我搞了几十年戏剧创作,也谈了几十年戏剧创作,后来渐渐就不敢谈了,发现怎么谈都是盲人摸象。人类对戏剧创作探索太久远了,任何人都以为自己在其中的一个段落发现了真理,有了创造性贡献。但时间再朝前涌进一段后,有些就烟消云散了,而有些依然煜煜生辉。真正能立常走远的,就是那些直抵人之“命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作品,且总是与大历史深深契合。人是活在社
我对小说理论的坚信和怀疑,是从自己写作小说开始的。在读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后,我的这种感觉再次萌生。深感不安的是,我曾经长期做文学批评,写过若干作家作品论,现在突然发觉自己很难评论小说。身份的短暂转换虽然没有让我丢失那些熟悉的批评话语,但落笔困难。这很让期待我写评论的小说家朋友们失望。我寻思过,写小说和读小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写小说时,忘记了那些批评话语;修改小说时,小说理论并非毫无作用,但
在格非的小说中,西方古典音乐总是与流行音乐对比,并以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符号,区别于代表大众审美趣味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堕落的象征,意味着审美价值的缺失;古典音乐是西方经典艺术的代表,是现代社会体制下知识分子治疗精神危机的灵药。格非对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评判,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小说家的集体价值取向,也显示出作家对艺术现代性边界问题的思考。 事实上,学界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定义一直存在两种解释:狭义上
《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栏”已一年有余,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专栏谈论的话题涉及“新东北文艺”的理论建构、审美特征、作家作品、现象事件等。这期“新东北·新南方”专栏集中探讨“新东北”,刊发方岩和徐刚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谈论的对象均为“新东北文艺”中的影视剧,指向“新东北文艺”的共情问题。 “新东北文艺”总是被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历史阴影笼罩。这场经济转轨产生的“后遗症”给“新
一 故事到了结尾,抒情注定登场。下岗后开了18年出租车的王响站在秋天的玉米地旁,望见社会主义工厂的蒸汽火车隆隆驶来,火车司机是19年前的自己。年迈的王响平和、淡然,他朝着年轻的自己一遍遍地大声喊着:“往前看,别回头!”年轻的王响自然有些疑惑、错愕,很显然,他还认不出自己19年后的样子……这一刻,我突然为沈墨快意恩仇后未能全身而退感到惋惜。王响淤积了近20年的创伤就这样轻易地被抚平?那些代价——车
熟悉当代文艺现场的读者大概不难感受到,“地方性写作”正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在追溯这一写作潮流的历史脉络时,其线索其实清晰可见。学院派研究者力求打破一潭死水的研究现状,期刊急需新鲜话题的持续刺激,而各级地方政府则着力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这多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有着明显地域文学特征的“新东北文艺”“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概念陆续走红,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学术热点。 在此之中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尤其是最先
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文化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都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对经典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具有时代性。因此,文学经典的变动是文学发展史中的常态:“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①但与此同时,总有某些文本因为某些原因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程度的留存,从而形成了经典谱系,成为一
进入新时代以来,依托数字化网络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写作模式,凭借写作主体间的互动性、意识与语言的创新性、内容的日常性等特点,使女性文学书写进入到全渠道文本商品生产的崭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网络女性文学凭借多声道叙事声音,突破了单一文化的苑囿,实现了多元文化创作主体的融合,呈现出众智书写形态。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网络女性文学书写以其巨大优势,成为讲好中国女性故事,展现可信、可爱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黑、吉、辽三省得益于历史的积淀和社会现实,建构形成了一整套与工业基地物质生产体制匹配的话剧生产与传播制度,并取得堪称辉煌的历史成就,是“十七年”话剧领域的重要流派和生力军之一。尽管诸多当代话剧史和文学史著述都对东北话剧有关注和评价,但总体上的认识和评述还可以再深化和拓展,以展示其历史价值和风貌。 一 东北自古就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而是塞垣之地,向被称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反响很大,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性作品,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是学界研究“改革文学”绕不开的一部作品。近年学界对《乔厂长上任记》的研究,有的以其为个案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考察其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如张文
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聚焦秦岭深处“北斗镇”的乡土世界,笔触绵密,交织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生动描绘了安北斗、温如风、孙铁锤、草泽明等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沉寂、张狂与蜕变,深度挖掘了转型期社会的各类问题,有急切直率、尖锐泼辣的批评,也有委婉醇厚、含蓄蕴藉的建议,有忍着愤怒的温存,也有含着泪水的笑意。小说隽永深长,寓意深刻,是近年来少有的观照现实的力作。 一、“树”与“星空
文体不单单是一种作品分类的依据,很多时候,它也是作者在开始一段写作之前所必须要考虑的结构性要素。在将其内在的情绪、思索付诸笔端之时,作家往往要为之选择一种恰切的文体形式,如诗歌与散文长于情感抒发,而小说与戏剧则善于故事结构,文体是开启写作所要面临的第一个艺术抉择。一旦选定了一种文体,作家便会根据该种文体的内在艺术规定、艺术表现手法,对自己的构思进行裁剪和润饰,让尚未成型的作品朝着选定的文体方向行进
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①是2023年中国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也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写作的代表性文本之一。这部长篇小说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具有10余年跨度的中国乡村现实进行了绵密细致深入肌理和骨髓的刻画。没有回避,没有粉饰,也绝不进行简单粗暴的揭露与批判,小说文本既有写实的扎实,又有诗性的飘逸,内容的丰饶与空间的辽阔无疑使其具有了当代乡村史诗的品质。这也是一部充满哲思的小说,作者以其
作为日本反战文学的杰出代表和“九条会”的重要发起人,大江健三郎的战斗精神令人感佩。基于他对日本国民的明敲与暗忧,我曾多次动容地称他为爱国者,却并未使他领情。有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那是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一边盯着《别了,我的书》,一边当着慕名而来的众多读者大声嗔怪我说:“难道你是怕我被日本特务暗杀吗? 难道这里有日本特务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却服膺于他的睿智。他早就看透了我的忧心。我确
《新人啊,醒来吧!》是大江健三郎于1982年至1983年间相继创作并发表的7篇短篇小说之合集,也是大江文学中最具自传色彩的虚构作品之一。这些短篇虽以松散的时序和主题排布书中,叙事线索却呈现为交织错落的互文结构,看似琐碎的日常经由布莱克诗句相互勾联,逐渐浮现为渗透着国际政治、日本战后文化和边地神话的细密网络。7篇故事的篇名和章节中所引布莱克的诗句,均采自日本翻译家梅津济美所译《布莱克全集》。第一篇《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日语学界敏锐地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开始大量翻译其作品。从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首次出版《个人的体验》到2023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江健三郎文集》(14卷),20多年间,几十位译者在20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其中有多部作品拥有不同的译者。根据李叶等学者统计,大江健三郎的个别作品被不断重译,从1995年到2017年,《个人的体验》由5
关注诗人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是从《我们》组章开始的,那是一篇恢宏的史诗,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近10多年来,周庆荣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有理想的人》(2011)、《有远方的人》(2014)、《有温度的人》(2017)、《执灯而立》(2021)相继问世,作为诗人,他严肃的审美追求与公共话语承担者的清醒自觉,体现出对散文诗审美突围的使命性坚守和公共责任自觉担当。 周庆荣的创作
如果从1984年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爱是一棵月亮树》算起,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至今已逾40年。1963年出生的他如今已年满60岁,经历了人生的一个甲子。按照巴赫金“人在历史中成长”理论,人的成长包含着“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双重时间”,在巴赫金看来,只有兼具这两种时间意识的作家才能真正描绘出“世界”与“人”的成长。①这里,巴赫金谈论的虽是小说创作,但同样适合于散文诗这一文体。因此,站在“40年”
在当代诗坛上,周庆荣以充满责任感、历史感和主体感的诗学思想获得了广泛关注。诗人深刻洞察历史,思索现实,以第一线的“在场”视角来描摹世情,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将历史、社会、哲学话语融汇到诗学话语之中,抽绎出鲜明的民族风骨和精神形象,充分彰显出新时代文人的关怀精神。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将自身积累的创作技艺上升为方法论之一种——“格物、及物和化物”的诗歌美学,推动散文诗告别文体的“忧郁”,走向更加广阔的诗学
说起来匪夷所思,当代文坛有个现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某种体裁被人为小觑,以致钟爱这一艺术形式的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为之辩护,这便是诗歌的亚类——散文诗。散文诗究竟是散文还是诗?如果是诗,为什么要以“散文”作为定语,并且不用分行排列的形式?如果是散文,为什么要用“诗”作为中心词?作者还有必要近乎执拗地追求诗意吗?散文诗体裁发轫于鲁迅《野草》,如今在文学视域中竟被错置于吟风弄月地带,或干脆被“边
自然文学流派于17世纪滥觞于美国,沉淀着丰厚的生态理念与人文内涵。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1616)、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1791)等作品面世,开辟了自然文学的文体风格及研究主题。至19世纪,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1836)和爱默生的《论自然》(1836)等著作的诞生确立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内涵。进入20世纪,约翰·缪尔的《优胜美地》(1912)、奥尔多·利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1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①1960年4月,征文选集《上海解放十年》正式出版,首印45000册。发动群众文艺创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生产方式。检索《上海解放十年》的作者,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当然也包括党的干部,以及巴金、靳以
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巨大变革。体现在文学上,不仅仅包括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祛魅”,也表达出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人们欲望的沉浮和自省。农村走向城市、底层走向中产、上层避免跌落的阶层流动,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这种奋斗叙事也涵盖了从20世纪80年代“下海”的一代,到“80后”“90后”的千禧一代,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价值观念的裂变。奋斗的定义也从“红色经典”叙
金宇澄的《繁花》第四章是全书乃至当代文学里一个重要的节点。一方面,本章枢连了全书在跨媒介叙事、时空话语、历史美学、身体政治、存在诗学等多个面向的文学尝试;另一方面,这一章的核心意象“夜游神”远超现代语义与语境,如能研究其背后脉络庞杂的传统与例外,既能读好《繁花》这部精微的小说,又能以此做基点,为深入讨论其他作品、活动、思潮,提供新的框架、视角、理论活力。 故此,本文将传说中的司夜神祇“夜游神”从
罗伟章是一位极具实力的小说家,继长篇小说《声音史》和中短篇小说集《寂静史》之后,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隐秘史》。从几部作品题名来看,他有着创作“史的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的雄心。“三部曲”都涉及“乡下人进城”“乡村凋敝”“乡土根性”等当代乡土社会话题。丁帆对“三部曲”的主题进行比对后,认为“《声音史》书写心灵史,《寂静史》书写信仰史,《隐秘史》书写人性史”。①这种把“三部曲”进行横向比较所得
毕飞宇对小说作品中的关系极为重视。他曾说:“对小说来说,人物是目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依仗的却是关系。关系没有了,人物也就没有了。关系与人物是互为表里的。”①在他看来,生活中有现成的人物关系,但在小说中没有现成的人物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需要创造,相对于技巧、人物特点等外在的观点来说,人物之间如何产生关系以及关系的走向,才是整篇小说的亮点。从现代哲学层面上,毕飞宇更进一步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他
约恩·福瑟(Jon Fosse)是当代挪威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兼翻译家,他长期生活在挪威西海岸,而且坚持用新挪威语写作,其作品因强烈的西海岸风格而受到挪威读者的推崇,并大有漫卷全球之势。福瑟迄今已创作80多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其戏剧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了900多场。2023年10月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勤勉写作和艺术创新的高度认可。相对于此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设立于1981年,是中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引领着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创作的方向。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译介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对俄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在中俄两国的文化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提高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效果就显得格外重要。 关于茅奖获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