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开了一年,成绩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谁也不能一言以蔽之,轻松决定应该如何进行“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但是,这绝非一蹴而就,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短途,而是需要恒心和耐力,更需要想象力的长路。这也不是独自远行的狭路,而是需要许多人一起相伴前行的大道。“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不是按一个观点、一套话语、一条路径来建造的封闭性独栋建筑,当代小说宏阔的历史发展与批评实践都要求小说理论应该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共同
《本巴》是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10多年前,我曾在江格尔史诗传承地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旅游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在那片被史诗赞颂过的草原上,一次次地倾听当地的江格尔齐说唱史诗。尽管我听不懂半句,却听得入迷,那古老神奇的声音,将远山、辽阔草原、无垠星空和祖先连接在一起。当时,我并没想到会写一部跟江格尔有关的小说。我只是一个倾听者。 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变老。我先父
一、两种“三姐妹” 世纪之交的一个有风有雨的下午,毕飞宇枯坐在客厅沙发上,突然听到电视机里传来摇滚乐的嘶吼:“如果你想要好身体,劝你多吃点儿老玉米!”就像是受到了神启,他一直苦苦等待着的人物——玉米,从苏中平原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招招摇摇、风风火火地向他走来,身后还跟着她的两个妹妹玉秀、玉秧。 毕飞宇说:“中国人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毕飞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思想渊源一直被认为来自西方小说理论,尤其是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后,不仅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利器,进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为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资源的重要方法。那么,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理论建构是否全然来自西方小说理论,而抛弃了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丰富矿藏呢?答案是否定的。汪曾祺作为一个具有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当代小说家,(见李庆西:《
21世纪文学经典化充满难度是学界的共识,而经典化的难度之一就是文学的碎片化,现象无法形成,流派难以归类,当命名成了问题,文学史就无法书写。值得欣慰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学术热点问题中,“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热度持久,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东北文学”从“东北文艺复兴”的包裹中破茧而出,成为一个独立话题,是因为有了“铁西三剑客”这把尖锐的锥子。“铁西三剑客”的出现让新东北文学有了自己的代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冯延巳 坐听潮声来别浦。明朝何处去。 ——苏轼 一 2021年以来,对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讨论成了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事件,远远超出一个所谓“文学概念”或者“概念先行”的影响。在评论家和作家的相互呼应中,关于它们的讨论正在发酵,在文坛产生着“鲶鱼效应”,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黄
一 “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期待一种命名能完美概括处于变动中的文学是不现实的,“任何的学术命名都是双刃剑。一方
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0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梁启超 布罗代尔主张用地理结构来观察人类的文明历程,在此可以借用他的“长时段”史观来考察“新南方写作”:“近时段”看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产物,“中时段”看是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回声,“远
文学批评的内涵是批评者基于个人的前经验对文本进行体验性理解,基于自身的理论素养,对文本中的价值、意义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过程。它作为运动性美学活动和批判性反思活动,对文艺创作具有指引和疏导的作用。在整体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中国文学批评标准有其独特范式,同时也处于有待建立和完善的重要阶段。 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首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长期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占据着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相比之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群体,涉及的作家不可谓不多,其中亦有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莫言等,他们都创作出大量笔记文学作品。如若将目光投放到百年新文学浩浩荡荡的河流体系中,则会发现这一大批笔记文学作品犹如无声的细流,在绵延流淌的文学史长河中稍显寂静。自百年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以来,因受西方文学观念及“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多采
21世纪之初,齐格蒙特·鲍曼在其社会学著作《流动的现代性》中,以“流动性”隐喻彼时的生活形态。此后,“流动”被视为“赋予了含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移动”。(刘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因此,“流动性”是社会产物,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社会学领域对“流动性”的洞察随即作为一个新的视点,启发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从经济、人口、文化、思想状态方面来看,
“十七年”中短篇合作化小说相对于同时期长篇小说而言,无疑是被淹没和低估的对象。因研究者们的“史诗”情结而使中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研究界被忽视已成普遍现象。然而,在发掘“十七年”“文学遗址”时,有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是值得重新审视的。本文力图抛开学界近于固化的偏见,发掘被当代文学史遗忘、遮蔽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文本,通过聚焦日常生活与地方色彩的书写,对其复杂的思想内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创作立场进行深入细致的
孙犁的晚年写作以风格的重大转变而令人瞩目。他放弃早年单纯热烈的浪漫抒情,转向深沉凝重的写实,从表现“真善美的极致”转向对社会历史与人生命运的冷静审视;他致力于“质实精短”的文章写作,行文自然又老到纯熟,透露出至简至纯又含蓄深沉的美学趣味。孙犁的风格转型在熟悉他的读者看来简直可谓“脱胎换骨”。有研究者用“耕堂文体”(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3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之一,“意识流”文学在中国并不新鲜,曾在中国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赵树理的早期创作、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等,都曾使用“意识流”手法。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潜隐,“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帷幕再次拉开。这个帷幕的开启者,就是1979年的王蒙,(1979年2月,茹志鹃在《人民文学》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被
《鳄鱼》是一部构思了14年的话剧剧本。莫言自云2008年参观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时,看到雨果对话剧的爱好,又联想到萨特伟大的话剧,便决定写一部以逃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这个题材似乎过于冒险,毕竟更多的人在为英雄树碑立传。但莫言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是一个能够比较深刻地揭示人性的角度,也是一个也许能够触及读者(尤其是贪官)灵魂的角度。”(莫言:《心中的鳄鱼》,《鳄鱼》,第195页,杭州,浙江
《鳄鱼》(莫言:《鳄鱼》,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是莫言在继《晚熟的人》之后拿出的又一部新作。莫言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是他多年来一直尝试着进行不同文体的写作,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戏剧创作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话剧作品《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已被搬上舞台,在国内外先后上演了百余场。早在2011年,莫言曾坦言:“戏剧创
《雪山大地》以地方民族风俗为方法重塑民族记忆,重述国家历史,建构民族文化认同。风俗成为窥见民族生活、情感和精神的艺术之镜/径。小说既以风俗为镜,映照民族生活状态和时代流转;又以风俗为径,深入生活的细处和历史文化纵深,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经由《雪山大地》中风俗的描述方式,可见新时代中国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叙事美学的嬗变。 一、风俗的浮现:从国家历史到民族记忆 《雪山大地》弥漫着浓厚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第1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
《雪山大地》无疑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文本。初版封底上的文字应该能够代表人们的普遍感受:“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作品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②③④⑤ 杨志军:《雪山大地》,封底页、第620、621、174、12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然而,语言的诗意来源于哪里?语言层面之外的其他文本要素会不会也是诗意的来源?一个文本独
在当代小说家中,赵本夫属于对书题比较讲究的一类。如《刀客和女人》《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等,小说题目本身自有一种直撄人心的力量。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以下简称《荒漠》)的题目凝练,依然显示出他对题目本身意义张力的关注。这个题目是一个意象,空间的错位使得意象紧张而有力。鱼这种生物,是必须依
从这样沉重的话题切入王彬彬近期的散文,意味着本文的写作同样沉重。当我从王彬彬这些非虚构且有极强故事性的文本情境中走出后,仍然无法摆脱那些看似轻松戏谑的故事内里的沉重。因为,他的散文实质性地触及一直为我们所无视的人性的别种幽暗与国家现代化的关捩——人的现代化。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重大的问题。1840年始,在“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和国家命运危机中,无论是“师夷之长技
格非的《望春风》是一部对家园的追忆之作。《望春风》所叙的,是主人公不断被“唤醒”的记忆之旅。即便作为空间的故乡消逝了,但故乡的过往形态并未从记忆中消散。通过重温,故乡依然可能现身在场: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曾在着”状态。(⑤(⑥ 〔德〕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第203、230、236页,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曾在着”意味着诸多往事可以通过描述抓住它们,挽救
在ChatGPT介入日常生活之后,人们意识到其实它早已以人工智能(简称AI)写作的方式走进文学创作领域。2017年,我国微软机器人“小冰”出版第一部由人工智能独立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两年后它又与人类联合创作了诗集《花是绿水的沉默》。同年,计算机自动作诗系统“九歌”亮相央视节目《机智过人》,与人类参赛者同台进行诗词创作比赛,这些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的确,人工智能写作兴起于科技的进步与
“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外文学的创作中有着自身的缘起和发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又以特定的面向释放出相应的能量。从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到20世纪赛义德、奈保尔、曼海姆等人关于“边缘的”“有机的”“漂浮的”等提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已经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应对时代变化而自我革新的本色。当然,这些应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时而动,而是通过定位的调整来确定写作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能获得
我们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可以经常看到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这与他以文学“寻根”的思想密切相关。“在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宣言中,他认为: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在韩少功看来,贾平凹、李杭育、乌热尔图等人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
自改革开放伊始,作家高晓声在12年间先后创作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及《陈奂生出国》这7篇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并于1991年结集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陈奂生这个形象因经历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及改革开放等中国当代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而成为一个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IP。(互联网界
当代汉语诗学界有一种特殊现象,即许多诗歌批评家和诗论家,如陈超、唐晓渡、张清华、罗振亚、汪剑钊、荣光启、张立群、霍俊明等,都在下重力于诗学研究的同时,也对诗歌创作投入极大热情,其诗作屡屡登上各大文学刊物,个人诗集也相继出版面世,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其中,作为诗人、文艺批评家的沈奇,更是较为典型的个案。沈奇在大学任教,研究与教授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同时,活跃在当代诗学阵地前沿4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
王安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入文坛,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创作活力,她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且她不断地尝试对自我的突破。她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复杂多变的,从早期带着清新稚嫩的理想主义色彩,到20世纪80年代由旅美经验碰撞促成的文化寻根,20世纪90年代在叙事语言、形式、题材上做出的多层面探索,21世纪初对普通民众关怀的执着追求,再到近年摆脱某种思想倾向的束缚继续写作实验。尽管风格持续多变,但她以细腻
1984年1月25日,文学评论双月刊《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沈阳创刊,至今已同中国当代文学共同走过40年,成为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文学前沿、批评重镇。为纪念《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年,回顾与总结《当代作家评论》与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历史经验,想象与展望《当代作家评论》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2023年10月20日,《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活动在沈阳举行,来自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文联、河南省文联、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