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元代女诗人孙淑的诗集《绿窗遗稿》,可以看见她的生活经历和独特性格。孙淑以柳絮入诗歌,表达对时光易逝的感叹;以梅花入诗歌,表达对顽强生命力的歌颂;以海棠花入诗歌,表达对疾病缠身的忧愁;以桃树入诗歌,表达对长寿和超逸的渴望。孙淑的《绿窗遗稿》是诗人个人才华与情感的抒发,向我们生动展现了元代闺阁女性生活的独特风貌。
【摘要】乔叶的《宝水》作为一部采用回忆与现实双线叙事的长篇小说,其中存在着独特的记忆书写模式。从个人记忆的层面看,女主角地青萍的精神返乡史从反叛记忆中的老家福田庄开始,最终在中年时以融入宝水村、回归乡土而宣告完成。从集体承载的文化记忆层面看,宝水村事无巨细的乡村生活构建出共有的文化记忆,标示着女主角漂泊灵魂回归的方向。
【摘要】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打破了传统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模式,将文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挖掘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强调文学作品形式和技巧对于审美体验的重要性。该理论将“陌生化”视为核心命题,强调文学形式的自足性与感知的革新性,这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学特质形成深层次呼应。《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鄂温克民族的原始自然生活样态天然地具有“陌生化”效果。因此,从这一批评方法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深入剖析小说在叙事视角、小说语言和生命书写上的创新,增强读者对这一古老民族百年历程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丰富迟子建小说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摘要】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生与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历代文人对它都有极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它评价道:“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也在《诗品》中对《古诗十九首》评价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众多文人对《古诗十九首》有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让后代学者为之痴迷,还因为它本身所蕴含的独属于东汉时期文人的生死观值得人深思。在那个政治昏暗、天灾频发而且思想混杂的时代,文人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而《古诗十九首》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摘要】《驿站长》是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经典短篇小说,被誉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开创性地描绘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驿站长及其家庭的生活,深刻揭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和复杂内心。作品通过人物心理描写和社会场景刻画,为后世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范本。本文将从现代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关系,深入剖析《驿站长》中所蕴含的人性复杂性、社会阶层差异、伦理观念变迁等主题,力求为读者呈现更为全面、深刻的解读,以期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共鸣。
【摘要】作为王尔德最负盛名的戏剧之一,《莎乐美》具有显要的美学价值与理论意义。作者以主角莎乐美为视觉中心,层层呈示出由她衍生出的地理、心灵、身体三重空间。《莎乐美》的叙事脉络,即是莎乐美作为空间拥有者、觉察者与反叛者,利用多重空间进行女性语言建构、反凝视机制探索,并最终完成自我身份重建、实现升华的过程,彰显出独到的空间叙事意义。同时,王尔德的灵肉二元思想也得以呈现,灵与肉在空间内的挣扎、分离与和谐,使《莎乐美》具有了意蕴丰富的悖论。
【摘要】本文运用“生态学三分法”,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展现池泽夏树在《勇敢的新世界》中描绘的生态画卷,同时对“当地的智慧”“外部的力量”和“内部空间”深处蕴含的关于人与自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当代与未来的思考进行探索。贯穿全书的风力发电作为池泽夏树寻找到的“与未来相连、牵引我们的象征性事物”,是对“低物质能量的高层次运转”生活方式的最佳诠释,也指向“自然的回归”。池泽夏树的生态思想为未来世界与人类生存提供一条值得深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要】《子不语》以志怪为主,其叙述呈现出游戏与率意之态,其中丑陋的鬼怪形象反映了清代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心理世界,描绘了众多丑陋、畸形、异化的人和事,揭示和批判社会问题。通过鬼怪形象的塑造,更深入地揭示了清代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的真实状态。《子不语》中的鬼怪形象审丑书写对当时的社会和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摘要】陆机写《文赋》,意在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从物到文的思维过程本身就十分抽象,陆机在赋中又提出“赋体物而浏亮”,那么对于如何在赋里把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表达技巧等抽象的文学创作问题表达清楚,做到“体物”“浏亮”,陆机选择多种修辞手法,其中又以“比喻”最为突出。通过梳理《文赋》中比喻的运用,可以看到陆机对于言语“欲”逮意的努力,对创新的追求,敏锐的才思,以及他的审美意识。
【摘要】中华酒文化源远流长,酒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中,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灵感。上古时期出现的酿酒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到汉代时饮酒就较为普遍,从宫廷的达官贵人到民间的普通百姓都有饮酒的习惯,君王用它来宴请宾客、祭祀天神与先人,普通百姓则通过饮酒怡情或者借酒消除内心的愤懣。汉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是文人们抒情表意的重要工具。汉代酒赋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也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赋中的“酒”意象体现了两汉不同赋家的文笔,寄蕴了赋作家饱于文义又借酒抒怀的多重思想情志,既可以用来显示君主的圣明,也可以用来警示君主,同时也以酒礼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丰富了汉代的文化精神。酒在汉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文化意蕴。
【摘要】李清照的一生与梅花有着不解之缘。一切梅语皆心语,李清照借梅喻世、借梅抒情、借梅言志,她借梅花寄寓多种意蕴,以梅投射心路历程、书写身世经历。本文以青梅、寒梅、残梅和落梅四种梅花意象为线索进行探析。青梅是少女怀春的青春悸动,寒梅是孤傲自立的豁达品格,残梅是香消玉殞的离愁孤寂,落梅是颠沛流离的凄凉晚景。本文通过解读四种梅花意象,探究李清照的身世境遇,体察她内心的情感变化,感悟她高尚的气韵品格。
【摘要】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源自法国的女性解放思想开始传入俄国,女性的地位和命运问题开始引起文化界的同情和关注。俄国文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不断地关注女性问题,“女性解放”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包括赫尔岑、屠格涅夫在内的众多俄国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这一迫切的时代主题,通过一系列不断成长的女性主人公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
【摘要】本文以安妮塔·布鲁克纳的小说《天意》《欺骗》和《杜兰葛山庄》中的三位单身知识女性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她们在道德完美主义下的生存困境与现实挑战。通过家庭视角的分析,揭示了她们在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规则冲突中的道德困惑,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因反抗意识缺失而导致的主体性消解过程,最终使她们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研究发现,布鲁克纳通过细腻描绘女性角色的心理变化,批判了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限制,呼吁女性应具备反抗与自主的精神以实现自我价值。
【摘要】上古神话是人类永久的文化遗产,它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完善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如上古神话中的大禹治水这一传说,它以治水、立国为核心情节,将华夏地域的人民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集体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大禹叙事不仅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为民、利民、明德的首领形象,也在划分九州的过程中,将多元一体的概念囊括其中。由此九州从原来简单的地理概念变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和政治名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及文化自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要】在康熙朝,陛辞是官员与皇帝直接对话,进行互动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奏折尚未推广前,部分官员通过陛辞可以与皇帝进行相对私密的交流。在陛辞过程中,皇帝往往以训旨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施政观点,臣下亦会借此表明自己的忠心,甚至会提出适当要求。这生动地展现出康熙帝与臣子间的君臣互动,映射出康熙帝的为政理念及清朝早期的政治特点。
【摘要】本文基于《朱批谕旨》,解读雍正帝的用人之道。首先,剖析其用人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康熙末年吏治腐败的现实困境及雍正继位合法性争议等因素的影响。其次,着重阐述其用人政策,如打击朋党、摒弃虚名、重用实干之人等。最后,对雍正帝的用人成效及政治影响进行阐述。对雍正帝用人之道的研究,能深化对清朝政治的理解。
【摘要】科举制在我国选官制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而科举考试的一些内容对当时学校教学也有深刻影响。尤其在清代八股取士下,学校教学越来越僵硬,甚至沦为科举的附庸。本文试图从清代国子监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在八股取士下,国子监教学的具体形式是怎样的,主要从教师的聘任、学生的选拔、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考试制度、毕业制度几个方面考虑,从而探讨二者的联系。
【摘要】在《老子》第八十章提到了“小国寡民”这一政治理想,通过以王弼本为基础在一些历代学者争议较大的部分进行多版本对比的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理想社会形式,同样,不难发现在其中也蕴含着老子“无为而治”的这一观点,用以老解老的研究方法发现,老子通过无为不争的方式治理百姓,其中也蕴含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不争”的最终目的是让统治者治理天下,管理百姓,在“不争”中同样也蕴含着“争”这一观念,“小国寡民”与治理天下并不相冲突。
【摘要】周秦至两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体系进入显著演进阶段。国家结构不断“向内凝聚”,君主权力逐步加强,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化,官僚制产生,国家形态与治理机制逐步趋向于构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系。秦朝摒弃了先前的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动古代中国向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随后,汉朝在沿袭秦朝制度框架的同时,创新性地实施了郡国并行制,既吸纳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核心理念,又有所发展,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的过程,但其内核依然保持君主专制的特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具体内涵,并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进而理解周秦至两汉时期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演变路径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摘要】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和开发蒙地,同时便于进行管理,遂在洮南设府建置。洮南府的第二任知府孙葆瑨上任后,励精图治,积极建立各项机构,促使洮南府得以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史志以及档案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分析,力图探究清末洮南府建置的概况,以及知府孙葆瑨在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施政举措。
【摘要】不能自制与自制现象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通过不能自制与自制现象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才揭示了节制这一道德德性和明智这一理智德性的关系。本文基于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关系,对不能自制者的“知”和自制者的“知”做出辨析。不能自制者的“知”是一种习俗之知,不能对行为产生强烈的作用,因而导致知与行不能合一;自制者的“知”则是明智所把握到的知,因而对行为具有较强的作用,但是此种知也只有在节制这一道德德性的配合之下才能实施对行为的主宰,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摘要】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对于西汉的经济史来说,它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通过《算数书》与传世文献的结合,可以窥探到一些西汉初年的经济生活情况,对于研究江陵地区的盐价、西汉一代的借贷利率、粮食储存规模的大小等问题大有禅益。作为一手史料,《算数书》也是被学者用来研究西汉初年的关税等经济制度的重要资料。
【摘要】金代社会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藏书家。作为重要的文化群体之一,其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金代推行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为藏书活动提供了政策制度方面的保障;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藏书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金代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书事业发展;金代文人阶层的成长也推动了藏书文化的繁荣。
【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资产阶级社会通常被理解为市民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相区别的,因而新旧唯物主义之间也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旨在厘清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立脚点方面的根本差异、剖析人类社会与新旧唯物主义鸿沟即马克思实践观之间的内在逻辑、明晰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双重背景及聚焦的三重内容、详尽阐明马克思实践观的双重意蕴,为解决人们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
【摘要】1963年,方国瑜教授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之一。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进一步推动了整体性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摘要】美国是华人华侨的一大聚居地,美籍华裔的身份认同与在地文化适应情况值得人们的关注。尽管针对美籍华裔身份认同与在地文化适应情况的研究已然较多,但以华裔作家原创儿童绘本为研究对象,从绘画风格、故事讲述角度对该方面进行探究的仍为少数。本文以杨志成系列绘本为例,从绘本主题选择、绘画风格两方面,对美籍华裔身份认同与在地文化适应情况进行探究,得出如下结论:美籍华裔在身份认同与在地文化适应上存在挑战,但可通过积极认同中华身份、接纳差异、主动融入在地文化来解决,做到“同中存异,异中求同”。
【摘要】云梦皮影戏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面临着诸多传播困境。本文在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媒体背景下云梦皮影戏的传播现状和传播困境,并基于此提出了创新性传播的路径措施,包括政府应建立健全保护政策,科学规划顶层设计,以“非遗 + 旅游、非遗 ?+ 科技”等方式赋能,通过跨界合作、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艺术形式,实现多渠道传播,以观众的审美需求为导向创新传播内容与形式等。
【摘要】民族舞剧《红楼梦》作为对曹雪芹原著的当代艺术再创造,具有其独特的类型化表达。通过独特的舞蹈语言、舞台设计和舞剧编创程式,以肢体艺术、现代化表达和多路径的跨媒介传播,为经典文本赋予了蓬勃的、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生命力。本文旨在探讨民族舞剧《红楼梦》如何从叙事程式、设计程式和呈现程式三个方面,将“红楼故事”“红楼元素”和“红楼IP”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新时代民族舞剧创作,对《红楼梦》经典文本进行创意性的再塑造,并分析其对年轻观众群体的影响与意义。
【摘要】在浩如烟海的电影作品中,由蒂姆·波顿执导,伊万·麦克格雷格和阿尔伯特·芬尼主演的《大鱼》(BigFish)以其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深刻的父子情,成为一部值得细品的佳作。影片以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幽默感的故事。影片的主角爱德华·布鲁姆是一位喜欢讲述自己传奇经历的老人,他的儿子威尔在父亲临终前试图理解父亲的真实生活,从而开始了一段探索父亲过往的经历。本文运用叙事学、文化研究等理论,深入剖析影片的叙事结构、主题内涵、文化呈现、美学特色及影片剪辑,揭示其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多重价值,为电影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摘要】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2018年电影《此房是我造》挪用《神曲》架构,融入诸多领域影像材料,以“融合电影”表达本体论思考。此片与《神曲》均为幻游形式,在人物和叙事结构上多有指涉。但它并非简单复刻,而是依循“改变神话和隐喻”的理念,在现代语境下对《神曲》故事位移、颠覆甚至降格。电影角色杰克与维吉的关系类似但丁和维吉尔却又有角色转变,贝雅特丽齐的缺席也凸显差异。借此,导演借影像思维实现思想、社会与批判写作的表达,深入探究电影艺术本体论,展现独特创作意图与现代性改写意义。
【摘要】《大河浩歌》的艺术魅力,见于作者的语言功力,源于作者创作的真情,该剧是作者守志笃行文化使命的一次更投入的践行,是作者对崆峒文化乃至黄河文化一个更宏阔的阐释。本文从文化“根性”、文学“诗性”和“思想之力”“生命之力”几个层面,分析了歌剧《大河浩歌》的语言艺术,以期对歌剧本身有钩深致远的探索。
【摘要】对外翻译对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至关重要,保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但在某种程度上,韩语等小语种的翻译水平却制约了保定形象的对外推广。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上互通互补,具有进行良好交流的优势,但在进行历史文化资源韩译时,仍需要充分考虑中韩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做好对文化缺省现象的补偿、注重创新话语方式和外译的现代价值等策略出发,切实提高韩译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保定国际传播能力,助力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摘要】“求真一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是“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核心理论架构。本文运用该评价模式对比杨戴版与周译版《虬髯客传》中官职名的处理,考察译者行为、翻译目的及其背后重要的社会制因,分析其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效果。研究发现,杨戴以忠实为基本原则,其翻译行为在“求真一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上滑动,相对趋于“求真”,但务实度未达最佳。周劲松则更重视目标读者接受度,大部分情况下处理方法趋于“务实”,求真度稍有放宽。
【摘要】短篇小说《故乡》作为鲁迅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日译版本众多,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极具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对竹内好、井上红梅和佐藤春夫三位译者的译作展开分析。在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通过对比文化负载词的直译、意译、替代等翻译方法,旨在揭示文化负载词日译的内在规律,总结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原则,为助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去”,有效实现文化外宣提供参考。
【摘要】古风歌歌名中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反饰、引用等。这其中,引用、比喻、比拟更为常见。此外,夸张、拆字、双关等辞格在古风歌曲名称中也有一定的使用比例,但是使用频率很低。使用这些修辞格体现出了古风歌曲名称的语言美。可以从古风歌歌名中看到创作者们想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歌颂优秀品质、向往美好爱情等心理。
【摘要】余杭方言的程度副词根据是否表示比较意义可以分为两类。其中绝对程度副词有“蛮”“太”“极”等;相对程度副词有“还要”“顶”等。通过对常用程度副词的分类描写,梳理余杭方言常用程度副词的句法、语义功能,部分表示程度高的副词可以作补语。程度副词作补语的语法现象有语用上的作用,它的来源可能是因为受到语序、语法化和语言接触的影响。
【摘要】本文根据语体语法理论对现代汉语中的“有没有VP”结构和“VP与否”结构进行语体鉴定,通过交际时空以及语法时空中VP能否重叠、结构能否用于传统新闻标题为鉴定标准,得出“有没有VP”具有口语体属性,“VP与否”具有正式体属性。经过体原子的深入分析发现:“有没有VP”的非正式体属性是短弱律作用的结果,“VP与否”结构的正式体属性是古今律和平衡律作用的结果。
【摘要】在汉语颜色词系中,“红”作为核心颜色范畴对汉民族的审美认知与社会规约产生着持续影响,在中华传统色彩谱系中占据特殊地位。在社会形态历时演进与跨文化接触的双重驱动下,“红”的语义也在不断发展。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以中国网新闻媒体评论文章为语料,探讨“红”作为颜色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隐喻运用及其文化意义。
【摘要】近百年以来,中国声乐的发展历经了多个时期,从学堂乐歌的萌芽阶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探索阶段,再到改革开放后融合发展的成熟阶段,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声乐艺术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从本土到走向国际舞台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声乐作品是一个宽泛性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山歌、小调、号子等体裁的民歌,而且也包含了作曲家们结合地域语言独特发音、韵律以及普通话咬字归韵方式,创作、改编出兼具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声乐作品。可以说,中国声乐作品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与其自身的歌唱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且与地域语言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性的关系。
【摘要】回指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跨语言现象,在语篇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对比语言学视角,通过语料分析发现汉日语篇中回指语与其先行语之间均存在概述类、定语类以及联想类三种主要关系类型,但两种语言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呈现显著差异。研究发现,二者差异根植于语言类型与文化认知的深层互动,日语凭借黏着语特性,倾向于隐性整合,汉语受孤立语与“正名”传统影响,倾向逻辑外显确保信息明晰。本研究从对比视角系统考察了回指现象,不仅深化了对汉日语篇衔接手段的认识,也为跨语言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龙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曾承载着权威、力量和吉祥等多重寓意,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陷入衰落。随着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珍视,“龙头”一词又逐渐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头部”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迅速崛起,成为描述事物核心、关键或重要部分的常用词汇。其广泛应用不仅反映了现代人对新事物、新概念的敏锐捕捉能力,也体现了语言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多样性。通过分析龙头一词的兴衰和头部一词的兴起,我们可以窥见语言发展与时代变迁、文化心理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将从“龙头”一词的衰落与回升、“头部”一词的兴起,以及背后的社会与时代文化心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摘要】数字化赋能正在带来文化建设领域前所未有的革新。数字化赋能文化建设蕴含着极为深刻且多元的价值意蕴,有助于将技术能力的创新应用于文化保护传承之中,有助于文化产业在内容制作与传播中展演中华文明,有助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共享的数字文化资产。但在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也潜藏着一系列不容小的现实困境,诸如对数字化赋能的盲目追捧致使文化建设陷入“数字幻象”,对数字化赋能的健全不够致使文化建设陷入“信息孤岛”,以及对数字化赋能的管控缺失致使文化建设陷入“数据至上”等问题。对此,要正确认识数字化赋能文化建设的多种可能,深入夯实数字化赋能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高度创新数字化赋能文化建设的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