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迥异于传统生产力的本质在于科技创新。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能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虽已具备相当规模,基本能适应企业生命成长周期和创新要素的需求,但还存在基础性专门性立法和具体实施细则缺失、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供给力度不够、基于新兴和未来产业的科技创新政策供给不足等问题。应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目标、筑牢科技创新法治保障、确立企业和新兴、未来产业的主导核心地位、发挥科技创新政策的协调与互补功能,以及加强对科技企业成长全周期的服务供给,充分发掘企业的创新活力,建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算力产业作为生产力和市场新的增长点,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表征,其产业架构和投入产出效率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以社会分工、技术革新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为逻辑基础,构建算力产业均衡模型为主要视角切入收敛模型和扩展模型,并从算力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分工形态和核心技术出发,分析市场规模和技术革新的效率特征。同时,采用Malmquist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对全国及各省(市、区)2011—2021年的算力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算力产业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技术效率的提升是其主要原因,规模效率的贡献明显偏低;2018年是算力产业效率变化的“分水岭”,相关政策支持对产业效率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为提升纯技术效率,要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支持企业深入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链上游企业集中的东南部省份,要集中力量推动以智能芯片为核心的关键技术突破,助力我国算力产业链效率加速提升。
摘要:脑机接口带来人机交互的深刻变革,影响着人类的自我理解与社会实践,改变了伦理规范的“游戏规则”。为保护大脑和心智的同一性与完整性,神经权概念应运而生。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引发四个主要的神经权问题:认知自由的侵犯、精神隐私权的破坏、精神完整权的侵蚀及公正的遮蔽。国际社会对神经权治理展开积极探索,将神经权纳入国际人权体系、塑造促进神经权保护的全球伦理框架、建构以保障神经权为核心的负责任创新治理路径、形成区域多元文化治理共同体、加强神经权国家立法,以保障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摘要:轻罪治理是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推陈出新,是提升犯罪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是适应犯罪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当前“轻罪时代”已经来临,但人权司法保障既存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旧有的“痼疾”,也产生了一些因过度追求效率而产生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轻罪案件证据要求的宽松化、庭审程序的形式化、权利保障的复杂化和侦查期限的非规范化。应再次强调人权司法保障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然模式:人权司法保障依托于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体系、实现于实质化的刑事庭审过程、具化于丰富的刑事诉讼权利、存在于有限的刑事诉讼期限。通过强化轻罪案件证据要求、推进轻罪案件办理繁简有度、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数字司法治理效能等方式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轻罪治理人权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摘要:概念史研究的意义,一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接纳的外来概念其数量十分庞大,引入的多种类词汇促进了语言载体的近代化,且概念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兼具内史与外史,概念本身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信息,俱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二是考订概念本身即是在深化史学研究,厘清概念的来龙去脉,在不同场域与文本中的使用差异,体会近代时人的认知与感受,是深化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对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演变脉络进行爬梳,从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视角出发,考察概念的来源特征、流变过程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能极大地推进史学研究的深化。三是概念史的跨学科取向,有助于解决学术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克服学科壁垒化的缺陷,概念史借助多学科理论资源与方法手段,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有助于克服历史学研究危机。此外,概念史还是事件史研究方式的另类飞跃,并且利于长程史学的推广。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明确的实践路径。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成果——自由个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式自由与抽象平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构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展望,无不体现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目标是实现从“物的依赖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的跨越。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根本价值遵循,在实践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超越。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现代性困境中所开辟的独特发展路径。
摘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基础上,列宁结合俄国国内严峻复杂的形势和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歧,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通过对孟什维克的批判系统阐述了其工农联盟思想。在俄国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是要明确俄国农民运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必要措施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核心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对新时代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摘要:科技外交是大国博弈下重塑全球科技创新版图和开展国家间科技竞争合作的重要手段,其理论内涵在外交中的科学、科学外交及外交科学三个层面逐级深化,呈现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国别特征。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国家科技外交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多重影响,增加了国际科技合作的不确定性和科技治理的复杂性。技术民族主义对我国科技外交带来诸多现实挑战,需要以高质量的科技外交积极应对,具体策略包括:遵从科学共同体行为规范的原则性,坚定科技外交信念;反思技术传播主体的单一性,拓展科技外交渠道;审视技术和文化关联的强制性,扩大科技外交视野;破解合作与竞争对立的绝对性,探索科技外交新模式。
摘要:清代民国时期,传统药业对金融工具的运用出现两大发展高峰,首先是道咸之际,药商分号“汇兑借贷”制度初步成型,与分号经营、总号核算经营原则相匹配,另有“拨账”制度初显端倪;其次是清末民初,祁州、禹州等药市中的定期“拨账 + 汇兑”汇划制度已经成熟,在商业信用与借贷方面广泛运用,是白银汇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至迟在光绪中期药商分号已建立具有近代借贷资本性质的“汇兑借贷”金融市场及相应金融产品,实证白银汇兑与异地借贷完备结合形态,共同标志着传统药业对金融工具的运用发展至最高阶段。传统药业始终以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为主,具有自主内生,立足行业本身吸收外来因素发展特质,对于学界理解传统药业与金融的结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五四时期对理想女性的指称,使用的是“新妇女”一词,而不是我们更为熟知的“新女性”。不同的指称背后潜藏着特殊的认知,有必要细加辨析。作为理想女性建构的初步尝试,五四时期的“新妇女”建构立足于历史与现实批判,并借鉴了国外妇女解放思想与社会实践。知识者通过“新旧”与“中外”对照阐发“旧妇女”觉悟的必然性,以“立法”的方式为“新妇女”确立了道德规范与行为指南。受过教育的“著作者”尤其是女性“著作者”通过其著作及著作行为本身初步“拟制”出“新妇女”形象。“新妇女”被视为妇女解放后的应然状态,虽然还停留在言说层面而未完全落实到社会实践,但为此后“新女性”的出场奠定了基础,也为召唤中国妇女的“觉悟”做出了有益尝试。
摘要:在沈从文短篇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海外阅读中,夏志清、王德威、刘禾、焦石等重要学者虽然有深刻而独特的见解,但不约而同地对文本的叙述内容存在一些误解。通过发现叙述人称“我”和“我们”之间的裂缝,能够重新审视叙述者及其所叙的人物和事件,进而超越海外阅读的“欲望论”“阶级论”,将小说意蕴理解为人的自我中心性、本真之美的神奇和崇高。
摘要:乡贤通常指乡村社会中那些有德行、有才能,热爱乡村、奉献乡里的人。21世纪以来,以乡贤为书写对象的“乡贤小说”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潮流,值得文学批评的关注。它们不仅改写了过去的乡绅叙事与农民书写范式,而且正面塑造了许多新乡贤形象,更重要的是,很多作品中还表现出重建乡贤文化的呼求与探寻。这些乡贤小说叙事及乡贤形象充分汲取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基督教教义及民间文化精神,还蕴含着丰富且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仁爱精神、乡村正义、自省意识与耻感文化等。实际上,这些内容也构成了新时代乡贤文化的基本内涵。
摘要:合宪性审查作为一项现代化的中国式宪法议题,孕育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兼具立法审查和宪法监督的双重属性。合宪性审查的双重属性在实际运行中统合于宪法实施的制度安排,由单一立法领域朝向多种公权力拓宽。“国家机关保证宪法实施”基于特定的宪法构造,经由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引,成为国家机关发挥自身主观能动理解宪法,进而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关键载体。国家机关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样态集中表现为“依宪行使权力”,其中人大机关依宪立法和依宪工作构成主要形态,行政机关依宪行政和审判机关依宪预审亦发挥着辅助性作用。当前,合宪性审查对全局式“国家机关”的关切缺位,未来应进一步予以制度化整合:主体上坚持党领导下的人大主导联动其他国家机关,实体上兼顾传统协商方式和参照咨询意见作出审查决定,程序上健全从识别提案到公布受理结果全过程机制。
摘要:中共四大为党的早期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然相对于早期其他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四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新时代以来,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渐开放,学界对中共四大的关注度日渐提升,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日益强化着中共四大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围绕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群众路线建设等方面,对中共四大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提升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推进中共四大的研究进程。而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出发,更应围绕资料的挖掘与整理、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问题的重新梳理等方面强化对中共四大的研究。
康凤云教授的专题论文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与实践运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付梓出版之际,她请我为之作序。起初,我觉得由业内权威专家来推荐这本新著更合适一些。但转念一想,我应该是最了解她的人了,作序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而也就答应了下来。 人与书,书与人,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大程度上讲,读书就是“读人”,即先认识作者,了解作者,进入作者的人生历程和思想世界。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