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三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法律上不明确;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前的调查评估流于形式、变更决定程序不公开、变更结果救济途径缺位,等等。我国部分省市的社区矫正特色做法对于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智慧矫正通过科技赋能社区矫正技术支持体系,解决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的实际困难,为矫正方案提供大量准确信息和科学矫正依据,是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趋势。社区矫正在我国适用的时间不长,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还要面对和完善诸多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
待岗工资本质上属于特定情形下工资的具体样态,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履行义务的对价,不属于福利。建构指令待岗模式和协商待岗模式的双轨制待岗工资制度,符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重需要。指令待岗模式注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避免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逃避义务;协商待岗模式在保证劳动者待岗合意自由且真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法律对协商待岗工资的干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最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是对抗性的,行政机关基于行政优位权凭借单方意志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执法决定,由此产生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激烈冲突与对抗。《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二十条确立的认错认罚从宽制度,让行政相对人在自愿认错认罚下获得从宽处罚机会;公安机关简化有关程序快速办理,提升了执法效率和节约了执法资源。认错认罚从宽制度是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合作解决行政相对人的治安管理违法责任问题的一种行政执法模式新样态,使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实现共赢。
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友好城市关系与文化因素成为独具影响力的关键一环。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和“外来者劣势”理论,构建了拓展的引力模型评估文化距离和友好城市影响我国OFDI的作用机理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有抑制作用,友好城市数量的增加弱化了文化距离对OFDI的负面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分样本检验进一步发现在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中友好城市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反而在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更加有效。据此,中国应推进友好城市网络建设,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家庭内部亲子代经济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面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挤出了子代向亲代提供的经济支持,但对亲代的经济“逆反哺”并无显著影响;双代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亲代家庭资产均正向显著影响家庭代际经济的双向流动;子女之间存在“攀比效应”和“示范效应”;子代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向上代际经济支持。因此,老年人养老水平的提高需要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共同着力:国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鼓励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市场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家庭发挥情感保障作用,关照独子女失能老人。
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能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表明: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主要通过发挥“资源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及发挥“监督作用”抑制管理者短视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对企业的产权性质和科技属性进行分组回归,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在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与科技属性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
人性尊严通常以人的理性或动物性为内在根据,,从动物性出发,纳斯鲍姆发展出一种能力进路的尊严观,即在理论层面,人的自然性、目的性、社会性构成促进尊严的内在根据;在实践层面,十项核心能力清单成为人们实现尊严生活的现实路径。然而,该理论的直觉主义、完善论倾向尚存在尊严和能力概念的内在冲突、政治自由主义与完善论的矛盾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能力进路的尊严观以保护人的自由领域为核心,关注现实的选择和机会,这对于个体发展、社会公正的完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区分了原初的明见性和公理的明见性,前者是现象学所要求的明见性,后者是近代哲学为理想化知识奠基的立足点。康德在公理的明见性的指引下通过主体的先天能力为知识奠基,表明其处于近代哲学的基本立场中,无法将知识何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还原到其真正的先天基础上。胡塞尔通过回溯法返问理想化知识的先行基础,并且还原到前知识的生活世界领域。但是,原初明见的生活世界领域还不足以成为理想化知识的先天条件,因为它不仅须从理想化的现成领域中返回,而且还与康德意义上的主体的先天能力一样诉诸于静态的结构性描述。只有本质上贯穿原初领域与现成领域的内在历史性,才能从动态的发生意义上成为一切理想化知识何以可能的先天条件。
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融合了批判与建构两种艺术批评取向,试图在文化保守主义盛行的状况下寻求艺术批评的突围。从思想基础看,桑塔格对艺术本体的理解源于现象学,其理论发展则受到反传统形而上学、反理论主义的影响,同时以强烈的现实关切为导向。然而,桑塔格过分信赖现象学还原,忽略了艺术批评的相对独立性。虽然“反对阐释”之说能够促进艺术的多元发展,有助于形成新的审美空间与话语机制。但其在理论立场上较为激进,对其他文化不够宽容,同时其对审美解放的承诺亦显得理想化。要在“反对阐释”之后开创一条阐释的新路,需要在当代西方文论的阐释理论之外建构一种当代中国阐释学。
《天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非洲大地上的自然风光,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小说不仅表现出环境保护与人类边缘的生态思想,其独特的对话叙事艺术也为小说结构增添了魅力。小说中对话体量巨大,占据了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文本结构也在对话与叙述的交织中变得间离,形成了嵌套式、碎裂式和快进式的效果,体现出罗曼·加里在叙事技巧方面对人与他者关系的深入思考。
依据生物生态学理论,采用相对剥夺感问卷、成就动机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希望量表对326名贫困大学生进行研究,探讨相对剥夺感对贫困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成就动机四个变量之间两两呈显著相关,并且相对剥夺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贫困大学生成就动机;(2)核心自我评价和希望在相对剥夺感与贫困大学生成就动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相对剥夺感不仅直接影响贫困大学生成就动机,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贫困大学生成就动机。
以454名师范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家庭教育中父母教养方式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并检验人格特质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教师职业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情感温暖与教师职业认同显著正相关;人格特质与教师职业认同显著正相关;宜人性、外向性和尽责性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教师职业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可见,在家庭教育中,积极的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还能通过人格特质对教师职业认同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