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抓手。从建党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党的作风建设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规律的必然结果;从作风建设的话语建构和制度设计来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中央八项规定在概念意涵和制度体系上的延伸,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从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来看,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示范引领、构建长效机制,以一体推进“学查改”破除作风顽疾反复性,坚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协同发力,深化风腐同治。只有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才能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保障。
摘要: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发展谱系中,协商民主凭借其独特的制度韧性与治理效能成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但关于其存续机理及其对治理结构的重塑效应尚未获得充分的学理阐释。基于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构建“纵向一横向"双维互动框架揭示基层协商民主的内生动力,纵向政府关系维度表现为上级政府通过规则供给克服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导致的行政偏差,横向行政运作维度表现为基层政府主政官员借助机制创新突破科层惰性以实施治理议程。基层协商民主通过构建“双重治理联盟”嵌入基层的行政秩序和权力格局中,即纵向维度形成“上级政府—公众”的压力传导机制规制基层自由裁量空间,横向维度形成“主政官员—公众”的协同共治网络激活科层行政动能,通过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和民意吸纳的制度耦合,进而达成政府治理需求和公众利益诉求的低度均衡状态。如何确保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切实发挥其理论效能,并在地方政治体制持续而强势整合的压力下维系其效能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摘要:廉政风险防控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环节。通过综合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廉政风险的研究文献,从反腐败—风险管理—“三不腐"视角系统梳理了廉政风险研究的历史脉络;以利益冲突分析—内部控制分析为切入点厘清了廉政风险的生成机理,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廉政风险协同防控和廉政风险网格防控两种模式;从廉政风险生成的外部环境因素、廉政风险管理策略和措施的有效性、廉政风险与其他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展望,以期进一步推动廉政风险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摘要:健康、稳定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当前的农村现实生活中,村干部的寻租行为较为普遍。基于寻租理论,结合驻村工作实际,对中央纪委官网公开通报的222例村干部寻租腐败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有传统-货币型、绥靖-交易型及躺平-赋权型三种基本模式,呈现寻租租金由货币化向非货币化、寻租租期由短期化向长期化、租金支付由自愿化向非自愿化转移等显著特征。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制度失灵、文化惯性及技术漏洞等方面。为此,治理村干部寻租行为,需从系统论视角,采取“制度-文化-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策略:健全村级管理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优化村域文化环境,清除寻租腐败土壤;实施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监督实效。
摘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举措,也是加强管党治党以应对新时代各类风险挑战的必要方法。因此,必须明确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原则、全面覆盖原则、依法依规监督原则;主要目标包括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构建全面系统的监督体系、提升监督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监督制度有待完善、监督资源分配不均、监督手段和技术相对滞后等。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完善监督制度机制、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创新监督方式、加强监督队伍建设,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根本福祉。
摘要:党内法规法典化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现规范渊源的理性化,党内法规法典化的程度和深度体现着党内法治文明发展水平。法典化是解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碎片化和价值取向离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党内法规学术话语体系化的必备条件。“ 1+4 ”板块格局中的党内法规存在规范重复、执行梗阻、解释模糊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逻辑与法典化目标之间的错配。因此,在编纂逻辑上,应摒弃制度逻辑而采用功能逻辑,在党章统领下形成由党的领导类法规和党的建设类法规共同组成的“ 1+2 ”党内法规法典新格局。在法源种类上,将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有益内容提升为党内法规来源。在编章设置上,坚持"有限法典化”思维,构建以“编纂式为主、汇编式为辅”的体例模式,按照“总则—分则—附则"的结构排布,分设总则编、党的领导法规编、党的建设法规编、附则编,共计四编十六章。
摘要:文化主义观点认为中韩腐败问题受到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影响,中韩应该具有近似的腐败容忍度,然而基于第七轮(2017—202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韩两国的数据比较发现,两国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差距正在拉大,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民众的腐败容忍度表现明显优于韩国。研究还表明,“观念结构”对两国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而言,信任观、民主观与绩效观共同构成两国民众的观念基础,其中中国民众的“三观"统一为制度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力量支撑,而韩国民众的“三观”分裂为制度的恶性循环埋下了隐患。研究提供了一种打通宏观与微观的“观念结构"模型,更新了腐败容忍度的解释路径,对今后的文化反腐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借鉴价值。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宣传教育虽正式始于建党之后,但其源头可追溯至建党之前的1920年至1921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建党准备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纪律观为指导,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初步廓清了思想和组织上的边界,顺应了党创立时期的社会环境;在倡导和宣传俄共(布)“铁的纪律”中,奠定了党的纪律宣传教育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纪律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启发了工农群众的纪律意识,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对党的纪律宣传教育的源头进行考察,有助于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史实和学理支撑,为新时代党纪学习教育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