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历史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文中,易建平教授论证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在研究中尽量排除“价值判断”的影响。但该文在研究对象和方法层面未能充分论证历史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且未能对如何识别、切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方法以及可能性进行充分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易教授没有对历史学为什么要成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虽然如此,该文对历史学本源问题的诸多分析,或许能让缺乏可行性研究方法、缺
摘 要:在旧《济贫法》下,贫穷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并通过打零工、子女赡养和教区救济维持生活。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后,更多贫穷老人不得不进入济贫院“养老”,但该机构并非为老年人设立,远非理想养老之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开始系统性地应对贫穷老人的养老问题。1908年议会通过《养老金法》,由中央税收提供养老金,大大改善了贫穷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标志着国家开始承担起贫穷老人的养老责任。这既是英国福
摘 要:14世纪英格兰王国的财政从封建性收入向税收型收入扩展,议会制度逐渐形成。在国王召集的议会中,平民代表对征税的话语权愈发凸显。百年战争爆发后财政压力剧增,下院以税收为筹码与国王博弈,1340年法令正式确立了“议会的共同同意”是征税的首要前提。此后,下院频繁运用同意原则限制过度征税,但战争的紧急必要性又促使下院为了王国命运提供财政支持。英法休战后国王试图扩展必要性原则,将和平时期国王和王室家
摘 要:“自由时间”是界定休闲概念的核心要素。传统农业社会并不存在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严格对立,因而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休闲概念。15—17世纪的法国宫廷出现了以消磨明显过剩的“自由时间”为宗旨的“消闲”(passetemps)。这种“消闲”是贵族的特权,许多游戏和文学艺术一起具有了“消闲”性质。宫廷贵族轻视创作,看重文化鉴赏力,形成了资产阶级难以模仿的“消闲”文化。18—19世纪,工业化带来
摘 要:嫁妆是古典时代雅典婚姻缔结中的重要组成,它不完全属于女方或男方,而以婚生子嗣的利益为核心,兼具“礼物”和“担保”双重性质。嫁妆既是赠予婚生子嗣的礼物,又是以生育子嗣为担保条件的隔代转移的财产。这种独特属性不仅有助于女性选择门当户对的丈夫、提升婚后家庭地位,还鼓励生育合法子嗣,展示了女方家庭的声望与地位,并将婚生子嗣纳入其家庭财产继承体系,保障了家产的有序传承。因此,嫁妆并不只是女方家庭“
摘 要: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商人的整体地位不断提高,中上层商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显著,而小批发商、零售商则仍被看作“社会末流”,似乎于国家财富积累无益。经过近代早期漫长的发展历史,零售商及零售业才逐渐获得社会认同。人们愈加认可零售业,认为无论是在生产端还是在消费端,它都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零售业的发展满足了英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产品交换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市场的扩张,迎合了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助力英国走
摘 要:长期以来,蒲鲁东因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暧昧态度为人所诟病。批评者认为蒲鲁东旨在通过波拿巴的专制实现社会革命。事实上,蒲鲁东像许多左翼社会民主派人士一样,最初对波拿巴抱有希望。此后,在制宪议会和秩序党的斗争中,蒲鲁东将隐藏在幕后的波拿巴推到前台,斗争矛头直指波拿巴。入狱期间,蒲鲁东因无政府主义理念与山岳派的国家主义发生冲突,这使他短暂地缓和了与波拿巴的关系。最终,随着波拿巴政变,蒲鲁东
摘 要:有明一代,政府积极倡导边疆少数民族来京朝贡,并将其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措施贯彻始终,故来往于京城与边疆地区间的朝贡使者人数多、规模大,朝贡活动频繁。为了将边疆少数民族朝贡活动纳入朝廷控制之下,明中央制定了诸多朝贡例,对贡道、贡期、贡品交接、贡使接待及赏赐等方面进行法律约束,规范各方朝贡行为,确保朝贡活动有法可依。朝贡例虽然依边疆少数民族朝贡活动而制定,但又因时因地因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兼具
Why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come a Science−A Discussion with Yi Jianping on “Factual and Value Judgments in Historiography” CHENG Yinong( 4 ) In the article “Factual and Value Judgments in histori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