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涉及民生,是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提出“住房商品化”的目标,并在90年代初提出“经济适用房”的概念。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住房市场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000年之后快速城镇化和房价的快速上涨,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国务院在2007年出台了“以廉租房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意见,2010年提出“公共租赁房”的概念来扩大
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模式、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混合型模式、东南亚福利国家模式颇具代表性。通过比较研究,认为4种模式在发展演进,以及构建的背景条件、配套政策措施、实际实施效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以下启示: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构建多层次、多元化保障政策体系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的重要思路;强调社会力量参与是实现保障性住房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的着力点;注重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相结合是放大保障性住房政策效应的重要途径。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住房民生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政府财政负担这一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结合国家层面“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这一住房保障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视角,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讨论我国住房建设面临的实践挑战,并进一步提出应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再调整视角,以多元合作共建模式予以应对。具体包括: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进背景下多路并举统筹解决保障性住房短缺难题,创新规划管制举措以激励多主体充分参与住房保障建设与住区治理,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法律等配套政策以保障住房市场有序运行等。
简要分析上海保障类产权住房和保障类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现状,重点研究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难点,围绕如何兼顾精准定向供应和资源公平分配、租户可负担和企业可持续、长期稳定租期和房源循环使用等问题,提出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应当在坚持规划引领的前提下,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以人为本、持续发展,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通过建立供需对接的运营管理服务机制、创新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强化市区协同部门联动管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等,多措并举提升运营管理服务水平。
为落实国家保障房政策,上海自2001版总体规划开始制定大型保障性居住社区计划,并分批分期推进实施。时隔20余年,全市大居在规划建设、人口导入、社区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以基于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生活圈为分析单元,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次分析大型居住社区社会融合的状况:在大居外部,通过比较大居基地边界与大居生活圈边界的重合程度,发现多数大居基地与周边社区或村庄已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保障性住房的集中建设并没有形成完全封闭的孤岛;在大居内部,大居生活圈可以根据住房类型的混合程度分为4类,其中保障房与商品房混合型生活圈是主体部分,现阶段的社会融合也大多发生在这两类住房相邻之处。在促进社会融合的空间要素中,商业设施和教育设施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人城产”融合发展新形势下,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生活圈未来发展需要精准化的规划策略。聚焦大型居住社区中承载不同住房类型的居住地块和社区单元,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便利可达和活动支持导向下的社区生活圈供需匹配情况进行评估。针对不同住房类型居民需求探讨精准供给策略,并在“小聚居、大混居”模式下进一步提出“小居汇、大居汇、邻居汇、栖居汇”社区生活圈融合发展体系。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普遍面临房价高企和土地资源紧张的双重问题,在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政策背景下,亟需创新空间利用方式和探索多渠道的供给模式。近年来,香港面对高房价引发的管治危机,积极探索“临时”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应对常规运作下的公共租赁住房(公屋)供给不足的问题。“临时性”作为一种时空整合策略,可增加住房供给、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是保障住房体系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从临时城市主义视角出发,梳理香港“临时”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背景和发展历程,在空间利用和住房供给两方面将传统公屋与两类“临时”保障性住房(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进行对比分析;进而讨论“临时性”作为时空整合策略在住房供给中的应用与效益。
在资源紧约束背景下,上海城市更新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多年来,规划管理和实施部门不断探索城市更新的制度、模式和方法,街镇居委也将更新与治理相结合,提高居民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和感受度。通过梳理城市更新从零星微更新逐步走向街区一体化更新的动因和背景,结合上海实践案例分析,总结街区一体化更新的若干模式和方法。这些案例成果体现了工作融合、项目整合、资源叠合的综合效应,是上海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视角下的探索和努力,以期为更多的城市更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2013年至今,上海市委市政府连续推进了两批共10个郊野公园规划建设,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野趣的好去处。第二批郊野公园推进时,适逢全市“五违四必”综合环境整治和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行动深入推进,在规划方法上进一步强化了生态修复等理念。以综合环境整治背景下合庆郊野公园的规划实践为例,对其在生态修复、风貌重塑、滨海特色彰显、城乡跨域联动等方面的规划方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存量时代背景下超大城市大型生态绿色游憩空间的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
系统梳理上海城中村改造历程,将其分为探索推进与市域统筹推进两个阶段。探索推进阶段可分为伴生性改造(1999—2008年)与局地探索改造(2002—2014年),这一阶段城中村改造的影响范围与推进力度均较为有限,并且主要由政府推动。市域统筹推进阶段分为第一轮改造(2014—2020年)与新一轮改造(2021年至今)。第一轮改造期间初步建立了以整体改造为主要方式,以土地储备、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引入社会主体共同改造、公益性项目为实施路径的城中村改造体系,其认定项目共49个,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及其周边近郊地区;新一轮改造认定项目23个,提出了项目整体改造、环境综合整治与实施规划拔点等多种改造方式,并围绕“规划引领、统筹联动”提出一系列规划、土地与资金保障体系。
如何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是上海市在减量化发展背景下面临的挑战。通过分析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的用地、人口等相关数据,结合实地调研,分析得出上海市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即紧凑用地下设施布局复合,设施与人口结构匹配度不足、公共服务品质欠缺等。最后提出以跨越行政边界及链接远端需求的方式整合设施用地,以底线保障加弹性供给的方式增加特色服务,以政策推动硬件更新及引入社会力量的方式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质量等对策和建议。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改变社区建成环境,并影响居民心理健康。当前,客观与感知视角存在的心理健康效应差异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且不同维度的邻里社会凝聚力是否均能作为中介仍需验证。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从客观与感知对比的视角出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社区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探讨邻里依恋、邻里互动、社区参与3个维度邻里社会凝聚力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客观建成环境影响邻里依恋和互动后,再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感知建成环境可以直接或通过中介间接影响心理健康;(3)同一建成环境指标在客观和感知测量下产生不同的结果,且感知建成环境的效应比客观建成环境更强。以期通过社区环境改善及社区建设,鼓励邻里社会交往,从而提升居民心理健康水平。
健康城市背景下,健康街道是应对后疫情时代公共健康挑战、优化存量空间的新方向。城市街道作为承载人们新生活习惯和健康行为的重要公共空间,从广义的健康视角开展对城市要素的科学测度,探索街道空间与公众健康的关联及改善策略,对持续建设健康城市具有积极意义。选取上海市中央活动区的一处典型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建成环境、交通出行、社交活力、社区产业4个维度,探索多源城市数据支撑下的健康街道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街道空间品质的优化策略,以期培育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维持个体与社会健康的良好状态,为健康城市导向下的街道建设提供参考方向。
城市多中心结构和距离主中心、次中心的区位是影响土地使用演变的重要因素。随着多中心结构成为城市空间重要发展战略,相对于城市主中心,距离就业次中心的区位因素需要在土地使用变化模拟中加以考虑。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土地使用模拟探讨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土地使用演变的影响。通过手机位置数据识别就业次中心,分析就业次中心对土地使用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交通、社会经济、距离城市主中心的区位等因素,距离就业次中心的区位也是影响土地使用演变的重要因素。根据识别的就业次中心替换历史年份的就业次中心,对未来土地使用进行推演,发现就业次中心会带来周边商业用地的集聚。同时,将相对于城市主中心、就业次中心的区位因素纳入土地使用推演考虑,研究城市多中心结构对土地使用演变的影响,对于城市多中心结构优化及用地发展布局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地铁站域更新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实施性高,是优化存量空间的重要手段。面向增量开发的TOD模式更为强调经济效益,较难完全彰显历史文化名城更新的多维价值导向,亟待探索更为适配的更新模式与策略。基于“节点—场所”的模型拓展,构建“耦合度—协调度—潜力值”三维更新框架,评估苏州1—5号线154个站点综合更新效能水平,并提出策略:站域分级,引导不同等级站域空间的综合更新方向;时序分段,筛选综合效能高值站域优先更新,制定“一站一策”导则;新老分区,历史城区内及历史要素密集区的站域需前置历史文化保护线要求,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更新;规建分类,加强与城市更新规划、TOD专项规划等衔接,探索苏州在名城保护新阶段的城市更新新试点发展路径。
近年来,随着地名管理模式的改变,国家和社会对地名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结合上海地名地域文化特点,需要通过对地名学、地理信息系统、数字人文、三维建模和数字虚拟等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阐述一系列创新技术,如多源异构人文信息自动挖掘融合、全景式的数字人文可视化输出和沉浸式虚拟交互等应用于地名规划审批、地名文化保护挖掘和地名文化传播的探索,以期为城市地名管理赋能提供更深入、全场景的技术支撑,提升上海城市地名管理的水平,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随着城市灾害不确定性的增加,仅从灾害主体视角探索城市安全理论方法,不能体现城市空间在灾害生成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现阶段以灾害为主体的城市安全理论方法的梳理,发现从灾害本体视角研究的逻辑重点是对灾害过程的研究,这对于应对明确类型灾害是一种典型的范式,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难以应对不确定灾害。为此,提出从灾害承载体——城市空间本体视角探索城市安全理论与方法的途径,并结合实践分析论述了从“灾害主体”到“空间本体”的研究可行性和重点内容,展望了结合灾害全周期特性开展从空间本体进行研究的思考,以期为城市安全理论创新提供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城市高密度老旧城区具有较高的应灾脆弱性,需要通过城市更新进行局部空间整治以提升其灾害韧性。针对高密度老旧城区更新中改造空间不足、居民意愿低下等常见问题,从法规引导下的安全底线保障、全方位的项目补贴激励两方面出发,分析日本密集市街地更新中的应对方法,并总结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日本区内停留地区制度对于高密度城区避难空间规划的应用价值,最后为我国高密度老旧城区更新和韧性提升提出相应建议。
在高速发展建设中,城市空间出现一系列转型与重构,造成不同弱势群体的空间区隔与排斥问题,包容性设计理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抓手。基于WoS数据库系统梳理包容性城市空间研究理论的发展历程,厘清包容性城市多维空间研究的内容体系,并从实践层面提炼西方包容性城市空间研究的实现路径。最后从识别需求、治理路径、评估反馈3个维度提出适用我国的包容性城市空间规划路径,为实现“空间正义、社会包容”的城市规划愿景提供方法借鉴和理论支撑。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向“发展型、精神消费”变革。如何助力城市中心商业区满足新需求,有必要借鉴先发国家成熟经验。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商业模式创新与路径演化新框架,以东京原宿商业区为例,利用日本学者最新研究数据及成果,分析框架中4个主要演化步骤特征,揭示路径演化机制。提出及时、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快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凝练商业区精神内核,通过产品、服务等进行展示;不拘泥于单一商业景观束缚,建设与商业主体定位或产品特性相契合的多元化景观空间;鼓励成立复合型社区组织,赋予其小区域自治权;架构主体间沟通与协作的有效知识网络;造就体验化、细分化、差异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商业模式集群等6方面策略,为我国城市中心商业区发展提供参考。
规划书评 将时间和节奏融入城市设计的探索*——Temporal Urban Design: Temporality, Rhythm and Place评介 书籍作者 Filipa Matos Wunderlich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时间:2024年 1 背景与意义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然而,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时间这一至关重要的维度常常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