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更多是面对初学写作的学生,沟通障碍其实从阅读开始:他们读得不多,却打算开始写作。至少,他们应该补充阅读,但这个年代,我对阅读的推介似乎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旧有的理由,在这日新月异的当下,都已陡然空洞;新的意义,岂又容易构建起来。说白了,大多数人远离阅读的时代,你何以独自阅读?就算你独自阅读,又何以推介阅读? 毕竟当年,手不释卷有如饥不择食,那是至为深刻的记忆。甚至,记忆中年轻的自己与阅读的快
[摘 要] 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多围绕“地方—民族/国家”“传统/现代”两大框架展开,虽然近几年国家认同的议题渐受关注,但对其两次认同转型的内在延续性和逻辑关联仍有挖掘空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重估为起点,梳理沈从文国家认同的双重演进路径:一是五四时期以“文学经典重建”推动国家重造的文化自觉;二是1933年前后,在民族危机、个人身份转变、事业发展的三重推动下,正式确立“以文立国”的核心理念。两次转型一脉相承,前者奠定文化基础,后者实现从“民族性”到“中华性”的跃升。沈从文的国家认同转型,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摘 要]《受戒》是汪曾祺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以独特的乡土诗意和对人性真实细致的刻画,构建了一个远离世俗纷争、不被功利束缚的纯净世界。主要从乡土诗意的营造和人性之美的书写两个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小说是怎样借助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观、乡间独有的民俗习惯以及朴实的语言风格,描绘出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侵蚀、充满生命本真的诗意生活环境,以期为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参考。
[摘 要] 孙颙的长篇小说《两间》以戊戌政变后“悬置的岁月”为历史背景,讲述了秀才徐方白这一边缘知识分子从北京流亡上海的生命历程。以徐方白的身份困境与精神蜕变为中心,探讨时代变局中边缘知识分子的家国叙事特征。在维新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徐方白作为既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又经维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以应世顺时的姿态承担起启迪民智的使命,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孙颙通过“小家”温情与“大家”使命的同构叙事,揭示了个体情感关怀与家国责任承担之间的深层关联。
[摘 要] 短诗《让我陪伴在泰塔侧畔》是作家张俊彪乡土文学创作凝练的结晶,也是其乡土情怀与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诗歌以旬邑泰塔为中心意象,联结诗人从陕甘到深圳的半生漂泊经历与家族四代百年归乡情结,将个人乡愁、家族记忆、地域历史熔于一炉。泰塔在诗中不仅是地理地标与历史建筑,而且是承载乡土根脉与精神坚守的文化图腾,也是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核心的文化阐释符号。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结合诗人家族迁徙史、家风传承、泰塔千年沧桑变迁与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文博实践,系统分析诗歌的意象建构、情感层次与价值内核,揭示诗人从个体乡愁抒发走向乡土文化守护的精神路径。研究表明,张俊彪以诗歌抒怀、散文纪实、文学馆扎根的“三位一体”模式,为当代乡土文学从“书写故乡”向“守护故乡”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摘 要] 冷歌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文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集《船厂》是其最成熟、最典型的创作结晶。他以辽阳、吉林为主要书写空间,对关东大地的山川形胜、四时风物均有极为细腻的描写,又充分记录东北民间的生活习俗、节庆传统及地方掌故,所以乡土景观实际上是其诗歌最鲜明、最有力的底色。同时他没有只停留在个人愁绪的抒写上,而是把这种对乡愁的描写升华为对民族苦难的悲悯、对家国故土的眷念。他又借助隐喻、象征等诸种含蓄笔法,隐秘地传递民族精神,呼唤民众觉醒。另外,其诗作多写往昔旧事,所用语言亦大量取自关东方言及乡土俚语,故而其作品既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又不失新诗的艺术质感。
[摘 要] 从叙述学视角看,诗学叙述的价值不在于单纯的叙事本身,而在于以特定的叙述方式,实现个体情感的传递、意义的重构与精神的表达。当代著名诗人王立世的诗歌创作,践行了叙述学的核心创作理念以及贺拉斯、勒纳尔等名家的经验之谈,有了诗学叙述的多角度展现,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歌叙述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的独特艺术品质、最高意义与重要价值,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摘 要] 剑曲、道士庄是贺知章告老还乡时唐玄宗对其的赏赐之地,南宋方志指其方位为城东,其实不然。剡曲、道士庄的实际方位在城西镜湖中。以陆游《剑南诗稿》中涉及剡曲、道士庄的二十五首诗歌方位指向为依据,前溯至唐代李白等五位诗人的七首诗歌,辨析剡曲、道士庄的指向是属山阴而非会稽,指出嘉泰《会稽志》指剡曲、道士庄在城东方位之舛误,进一步证明剡曲、道士庄与城西陆游三山别业毗邻的事实。
[摘 要]《洛神赋》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的代表作,讲述了一场人神相恋而终致阻隔的凄美爱情故事。此赋文辞华美、想象瑰丽,流传千年。事实上,《洛神赋》并不仅仅是表层的人神爱恋描摹,更是一篇充满政治隐喻的精神自白书。其是身处政治逆境中的曹植,以“香草美人”的比兴,隐喻洛神意象既是曹植心中美好事物的化身,也是他的政治理想与才华抱负,而“人神道殊”,则隐喻曹植对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对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深层幻灭感。这种对美好难守、易失的情感共鸣,也成为《洛神赋》能够跨越时空至今仍能直击人心的文化密码。而《洛神赋》的内在之美,恰在于其内核的极致之悲。其伟大之处,不在于辞藻的华美,而在于曹植将个体独特的现实困境与生命痛苦,升华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体验。这种融美于悲的精神风骨与文化品格,也成就了中国文人独具特质的东方浪漫与审美超越。
[摘 要] 理查德·鲍尔斯是美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其小说《回声制造者》以一场车祸引发的认知紊乱为切入点,围绕主人公马克的命运展开,深刻描摹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精神困境与焦虑图景。以卡伦·霍妮的焦虑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系统剖析小说中马克的焦虑表现、深层成因以及所采取的防御性适应策略,揭示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体在自我认同、归属感追寻与科学理性困境中产生焦虑的本质,以及焦虑对人精神世界与行为选择的深刻影响。
[摘 要]《远山淡影》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早期日本题材小说之一,以英籍日裔女性悦子的第一人称回忆为主体部分,从双重文化视角出发,追忆二战后日本三代人的创伤经历,探讨了离散族裔文化失根、家庭失序和移民身份认同危机等重要议题。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以及作家如何利用词汇、语句、意象的重复揭示人物心理和推进叙事进程,并采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与分形叙事,以此呈现石黑一雄纯熟精湛的写作技巧在文本架构中的作用。
[摘 要] 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以画师良秀创作地狱屏风为中心,将艺术追求、人伦情感与权力暴力推向极端对峙。作品中的死亡并非单纯的悲剧结局,而是贯穿人物命运与叙事结构的关键因素。良秀之女的焚死,既使父亲身份与艺术家身份发生撕裂,也使地狱屏风最终获得完成的可能;堀川大公对这一死亡场景的安排,则暴露出权力对生命和艺术的支配;老仆人的回忆性叙述,又在表面维护大公的同时,暗中显露出事件背后的残酷真相。从艺术、权力与叙事三个层面,考察《地狱变》中“死”的意义。研究发现,良秀的自尽既不是单纯的悔罪,也不只是失女之后的绝望,而是艺术至上理想与现实人生无法调和后的最终收束。芥川由此将“地狱”从画面延伸到人间,使死亡成为揭示艺术与人生矛盾的重要方式。
[摘 要]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是早期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双璧。聚焦两书对唐传奇的相关论述,从源流、实录与虚构、文体独立三方面进行细部比较。鲁迅视唐传奇“源出志怪”,标举“有意为小说”的虚构自觉,以此确立古代小说的独立文体;盐谷温则侧重史传传统,强调“实录”价值与史料功能,视小说为史之支流。二者的差异本质上是“以文别史”与“以史统文”两种学术路径的映照,并非观点对立,反而恰好构成互补。这一比较启示今人:小说史研究需在史学考据与文学阐释之间保持张力,方能超越二元对立,形成对研究对象更为通透的理解。
[摘 要]《二十四诗品》中的《含蓄》与《委曲》二品,在道、禅思想的美学背景下,既有内在相通之处,又呈现出细密可辨的风格差异。《含蓄》与《委曲》都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均以“隐”的方式生成诗意,但二者并不是同类风格的重复命名。《含蓄》偏重由有限而见无限,以少总多,强调意味的蓄积、凝聚与瞬时悟入;《委曲》偏重在回环往复中展开深味,以曲达意,强调意脉的流动、延展与过程性的体认。通过对二品同异的辨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司空图分品意识的精密性,也能进一步说明《二十四诗品》并非抽象概念的排列,而是中国古代诗学对审美经验所做的一种细致区分。
[摘 要] 叶嘉莹是当代最重要的词学研究家之一,她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成果丰硕。系统梳理叶嘉莹研究《人间词话》的主要著作,从词学理论阐释、批评实践应用、研究启示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叶嘉莹在“境界说”“词的言情特质”“隔与不隔”等核心命题中提出独到见解,并对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四人词作展开精辟的批评。叶嘉莹对《人间词话》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王国维词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古典词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摘 要] 元结作为中唐诗歌觉醒较早的关键人物,其诗歌创作在儒家诗教传统由盛唐沉寂到中唐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元结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实践为线索,结合相关学术文献,考察儒家诗教传统在盛唐时期的困境,剖析元结诗歌中儒家诗教精神的具体体现,探讨元结从早期“不学为吏”到后期“救时劝俗”的创作转变及其对儒家诗教的自觉发扬,分析元结诗歌及诗学主张对后世的影响,揭示元结作为“中唐诗歌觉醒”先驱的历史意义,为儒家诗教传统的传承与唐代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参考。
[摘 要] 宋代离别词主要抒写因与亲友、恋人、故土别离而生发的离愁别绪。宋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通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受诸多时代因素的影响,宋人面对离别时,呈现出凄婉缠绵、理性克制、旷达自适、沉郁悲壮等多种情感。宋代文人将其诉诸笔端,在意象搭配、时空转换、视角变换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形成了一套独特且成熟的风格。深入研究这些离别词文本,可揭示宋代文人在聚散无常中对生命、情感与时代的深层思考,明确其在文化和民族情感传承中的价值。
[摘 要] 早期儒学的思想建构是围绕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展开的,这背后所联结的实质是先秦儒者对“德命关系”的追问,从西周传统的“德命相配”到孔子的“知天命”,乃至孟荀对力与命的思考和论述,都体现着天人关系的多重面向。以“德命观”的瓦解为出发点,通过探讨先秦儒者对德命关系的思考,指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儒者们在阐述上各有侧重而已。此外,先秦儒者在建构思想价值体系时对“诚”概念的重视,似乎也成为天人关系新走向的开端。
[摘 要] 在先秦儒家思想发展脉络中,曾子对孝道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建构与义理化的提升,使孝道从日常家庭伦理扩展为贯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性道德准则。曾子的孝道并非简单的物质奉养或外在顺从,而是呈现出由低到高、次第升进的三重境界:养亲之境、敬亲之境、荣亲之境。“养亲”是孝道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与伦理底线,“敬亲”是孝道的精神内核与心性自觉,“荣亲”是孝道的价值超越与终极指向。三重境界层层递进、彼此支撑、由行入道,共同构成结构完整、内涵丰富、实践可行的孝道伦理体系。以《孝经》《论语》《大戴礼记》等文献为依据,对曾子孝道三境界的义理结构、实践路径与思想价值展开系统梳理与经典诠释,深挖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本真内涵与理论体系。
[摘 要] 北宋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帝制时代影响最深、覆盖面最广的制度改革之一。这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短期内确实让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国防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最后却在元祐更化中被全部推翻。回顾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从儒法思想冲突、新旧党争、皇帝支持力度变化等单一角度解释变法为什么失败,很少有人系统地分析:制度设计和人事运作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试图搭建一个“法度设计—人事运作”的双层分析框架,先梳理清楚制度设计上的“先天性”不足,再分析体系执行时出了哪些问题。重点抓住三个切口:中枢人事调整为何导致地方反噬;官僚立场如何决定;改革队伍内部为何分裂。
[摘 要] 明代蒙古族文人苏祐现存近40篇序跋,主要收录于《谷原文草》四卷,涵盖诗文集序、史志序、家谱序、碑志跋、寿序、赠序等多种类型,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期士人写作的复合性特征。序跋作为一种兼具叙述、议论、史识与文评功能的文体,虽篇幅有限,却往往能体现作者的文学观念与思想脉络。以苏祐序跋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文体特征的基础上,从“义理”“体制”“情气”三个维度入手,阐释其文论观念。
[摘 要] 在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中,“草根”形象常以各种面貌出现,是其众多人物形象中最为多元,也最具悲剧性的一类。与传统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科幻视域下的“草根”形象往往在兼具现实性与虚构性的特殊空间出场,而这样的出场环境进一步将这一形象推入更为复杂的伦理新秩序中。在“草根”与“精英”的双重伦理新秩序中,“草根”形象均有不同的表现与嬗变,而在这背后,呈现出对科幻文学中人物塑造扁平化的尝试性突破,以及刘慈欣借“草根”形象表达的对人性与伦理的拷问与思索。
[摘 要] 汉语言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面临着形式单一、受众断层、传播范围存在局限、文化解读生硬刻板四大核心困境,而数字技术的介入,正在重塑汉语言文学经典的传播生态与活化路径。基于此,在分析数字技术在汉语言文学经典传播中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以《红楼梦》为例,分别从数字化整合文本、全媒介内容生产、分众化产品设计、VR/AR沉浸式体验、数字人文五个维度探索数字技术在文学经典传播与活化中的应用路径,揭示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红楼梦》的当代传播。
[摘 要] “戏作”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而言,源于将文学视为消闲娱乐之具的观念。作为武士阶级官方学问的儒学,内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经世济民为宗旨的经学;二是作为经学者应具备之修养的汉诗文学问,亦即文学。然而,进入享保年间,经学与文学之间出现了分裂,部分汉学者开始脱离经学,专门从事汉诗文创作。此种现象归根结底可视为封建社会闭锁状态所致。明治时期,戏作文学与翻译小说、政治小说并列为近代文学启蒙期的三大构成部分。就体裁演变而论,洒落本确立了游里文学的基本范式,其后因幕府打压而式微,却间接催生了滑稽本与人情本。汉学对戏作文学的影响渗透于多个层面,不仅提供了文字工具与叙事范式,更塑造了创作者的知识结构与审美取向,构成江户戏作文学繁荣的重要文化基础。
[摘 要]《现代人》杂志在经历了短暂的普希金时期(1836—1837)后,自1838年起进入普列特尼约夫时期(1838—1846)。普列特尼约夫主编的《现代人》饱含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气质,刊载了大量关于俄罗斯语言、历史和文学的文章。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的传播,普列特尼约夫将《现代人》打造为增强斯拉夫民族自信的重要期刊,这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罗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摘 要] 以16世纪佛罗伦萨文人贝内代托·瓦尔奇(1503—1565)为研究对象,梳理其生平经历、学术活动及文化立场。从贝内代托·瓦尔奇的家族背景与早年受教育经历入手,阐释其由法律训练转向文学、哲学与历史研究的过程;同时结合佛罗伦萨政治格局的变化,分析其从流亡时期到回归佛罗伦萨后身份转变的动因。瓦尔奇长期活跃于诗歌写作、语言讨论、历史撰述与艺术批评等领域,其学术实践与美第奇时期的文化建构存在密切关联。尤其在佛罗伦萨学会的教学活动中,瓦尔奇不仅参与了托斯卡纳俗语的阐释工作,还推动了文学、哲学与艺术领域的讨论以俗语形式开展。通过对瓦尔奇生平及学术活动的述评,可以进一步观察16世纪以其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文人,在艺术互动、学术传统与语言实践中的处境。
[摘 要]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星,其诗歌以独特的风格、深邃的思想及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熠熠生辉。艾米莉·狄金森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绘,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使读者能够感受到诗歌中蕴含的情感和意境。研究艾米莉·狄金森诗歌I dwell in Possibility的文体特征、艺术价值、文学影响,以及与其他诗作的比较,发现国内外学者已针对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生命、死亡、自然等主题展开深入研究;意象研究聚焦独特意象内涵;语言方面关注用词与标点;多从新批评、女性主义、意象派等理论视角切入。从前景化理论的偏离和平行结构等手法,结合英文原文的逐段文本细读,分析该诗在词汇、语法、书写、意象层面的文体特征并探究其美学价值,包括形式美和意境美。旨在揭示艾米莉·狄金森在I dwell in Possibility一诗中运用前景化手法营造独特诗意、展现创作艺术的方式,凸显其在诗歌创作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对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深度解读。
[摘 要] 运用大语言模型 Claude 4.0 Sonnet 对《傲慢与偏见》中四对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情感量化分析,尝试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引入文学人物关系研究。通过情感追踪、词频统计及数据可视化等方法,在 -100 至 100 的情感量化区间内系统描绘四对核心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轨迹,并对关键情节节点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捕捉文学文本中细腻而复杂的情感变化,为传统文本细读提供量化补充视角。同时发现,LLMs 在输出稳定性与准确性方面存在一定局限,需要研究者结合专业判断加以校正。在方法层面拓展了经典文学作品的定量研究路径,也为数字人文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参考。
[摘 要] 自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之后,西方哲学基本完成了一种“认识论转向”,这种哲学态度催生出两种倾向,对近现代批评理论影响深远: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的地位从离心运动再次拉回宇宙中心;二是“认识论”对“本体论”的打压,有关“如何认知事物”的问题替代了对本体的思考。这种哲学传统使实在被扭曲、消解,引发了后现代主义“非实在论”的极端主张。20世纪末以来,当代哲学出现“实在论转向”,对物本身、实在性的强调突破了康德以来的认识论局限,以物的实在本体突围后现代“非实在论”的存在困境。在此背景下,“准客体”概念的提出与“实在论转向”相衔接,一方面,准客体以非人类行动者将人们对主体的兴趣引向了物的回归;另一方面,随着“思辨实在论”的发展,“客体导向本体论”对“准客体”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进行了批判,迫使准客体对自身立场进行反思,而毛里奇奥·费拉里斯提出的“文件性原则”或许能为准客体在当代“实在论转向”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摘 要] 通过考察《文艺新潮》译介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典型个案,比较分析刊物内主要译者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发现,该刊构建了一个以主编马博良为主导、其他译者共同参与的翻译空间。马博良确立了保留诗歌意象并置与凝练感的基调,而昆南等其他译者则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种主导与差异并存的现象,深刻折射出欧美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中文语境时与本土诗学传统发生的碰撞与磨合。译者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写,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诗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却使异质文学经验得以生根,推动了本土现代诗的语言探索。
[摘 要] “三美论”是我国翻译家许渊冲深耕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既为众多从事诗歌翻译的译者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中国古典诗词走向海外提供了助力。苏轼的《定风波》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经典之作,集汉语诗歌的“意美”“音美”“形美”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选取许渊冲英译本《定风波》,结合“三美论”的核心内涵,深入剖析译文如何再现原文的“三美”,使词作在英语语境中焕发出别样的诗意光彩。
[摘 要]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分析方法,研究翻译等值实现规律及其于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翻译等值是翻译学中的核心概念,涉及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语义、形式、文化等方面的对应情形。利用对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探究翻译等值的规律性,着重研究文化负载词、诗意意象翻译以及科技术语和句式结构的转换规则。规律分析方法可帮助发掘翻译过程中潜在的稳定模式,让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个别现象的研究讨论,而是能够从整体上归纳出可预计的规律,呈现更科学的理论框架。规律分析方法还为翻译策略的选定提供了引导,强调翻译策略应根据文本类型、文化背景动态地调整。研究证实,规律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的可控性与标准化,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带来了新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规律分析的应用范围,为更多文本类型的翻译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