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本质特征,承担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内在地要求将党的领导内嵌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全过程。党的自我革命是党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而提出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要求及实践。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净化—强化—指引—保障”等基本环节形成机制,将党的意志主张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方向,把党的自身优势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能,形成“党的自我革命—党自身始终过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栏目主持人:李海青,副院长,教授二级岗,博士研究生导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胜利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
王慧,包羽鸣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含从物质富足走向精神富有的价值指向。其中精神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面对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的结构性滞后、价值异化与文化商品化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指明了方向。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要素条件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基础正在被重塑。传统依赖外需扩张和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和宏观治理与新的发展要求不相匹配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对构建新的生产方式的制度回应,即通过强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完善要素激励与成果共享机制、统筹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协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构建起推动内生增长的制度基础。
摘要:“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投资逻辑双轮驱动的深刻体现,成为“十五五”时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举措。从理论基础上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本质上是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投资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前者为后者夯实物质技术基础,后者为前者创造需求动力,彼此在紧密结合的矛盾运动中,实现高水平互促共进,两者的紧密结合充分彰显了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赓续性发展和创新。从现实依据上看,这种投资战略既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量,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举措。在“十五五”时期,为了深入推进“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需要重点扩大人力资源投资规模、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和推动政府与市场的高效协同。
摘要: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经历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深化过程,即从哲学批判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从把意识形态“归结为”现实基础,到从经济基础“引申出”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转变。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要从颠倒的世界出发考察颠倒的观念,从而挖掘出生产关系范畴,初步认识到商品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造成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现实颠倒。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考察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性质的基础上,批判了日常意识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拜物教观念,揭示了“三位一体”公式的抽象性、颠倒性,以及“经济和谐论”的意识形态假象。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不仅能够唤醒无产阶级意识,而且指向变革资本主义现实的实践。
摘要:推进“投资于人”战略必须深植其理论根基,回归人的发展本体。唯物史观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实践,科学揭示了人的现代化是对人的能力的系统投入与培育过程。这一“投资”逻辑具体体现在七个维度:以“有生命的个人”为本体性投资;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为基础性投资;以“需要—满足—新需要”的辩证运动为驱动性投资;以社会交往与普遍依存关系的形成为关系性投资;以上层建筑诸因素的能动反作用为制度性投资;以对资本逻辑下“异化劳动”的扬弃为批判性反思;最终以“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性投资。唯物史观不仅为“投资于人”提供了系统而深刻的理论框架,也为推进人的现代化实践指明了科学路径与历史方向。
摘要:伴随规模庞大且结构多元的新就业群体的快速成长,新就业群体党建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党在新兴领域亟待突破的前沿课题。传统党建在面对这一群体的特点及需求时遇到的适应性困难,突出了情感维度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重要性。基层党组织在实践探索中通过情感动员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动员载体和形式,构建了从需求回应到情感触发、从关系建构到归属沉淀、从价值共鸣到认同升华的三阶逻辑机制,推动新就业群体筑牢政治认同。但实践中情感动员面临着可持续性难题、差异化难题、向政治认同转化的艰巨性难题。应对这些难题,需要构建情感联结的常态化制度保障,实现情感动员的精准化分众实施,推进情感联结的系统化整合发展。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为系统阐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层逻辑和实践路径提供了科学理论视角。政绩观不是孤立的观念形态,而是根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受社会存在制约并反作用于治理实践。实践中,因政绩观偏差导致的发展失衡、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凸显了开展理论溯源和制度与文化重构的紧迫性。在制度层面,考核评价、选人用人、监督问责等机制构成了形塑和规范政绩观的“指挥棒”,需要与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适应。在文化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政绩观的价值土壤,通过传承和发展实现价值内化。要推动“制度—文化”协同推进,构建刚柔并济、动态调适的政绩观生态。唯有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柔性浸润的良性互动,才能促使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智慧。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其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德”与“法”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法兼治模式。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德法兼治”在国家治理和秩序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即道德和法律二者存在价值上的契合和内容上的共享,只有在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国家治理的有序性和科学性。然而,道德的非完满性使古代德法兼治模式不能完全复制于现代国家治理中,我们需要在批判中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德法兼治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道德与法律在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维护中协同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成为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元宇宙、Deep-Seek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成为红色文化数智化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构建起了虚实场域互嵌、多元渠道协同、平台载体丰富的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格局,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增强。然而,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也面临技术资本消弭文化价值引领力、智能算法解构文化内容整体性、数字壁垒阻滞红色话语叙事传播等诸多现实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协同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规范红色文化产业等优化进路,打破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承“困窘”局面,有效推进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回答世界之问提供了答案。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相统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充分发挥人民伟力相统一;坚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整体维度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内在逻辑,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需要。
摘要:具身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从虚拟世界迈向物理世界的全新技术形态,凭借与环境深度耦合的实体交互模式而成为构建智慧政府、提升行政效能的前沿探索。然而,具身智能于公共行政领域之应用,必然会与既有行政法治框架下的法律安排和权力格局产生张力,尤其使建立在“人—人”互动基础上的行政程序规则面临巨大冲击。因此,针对具身智能驱动下自动化行政暴露的程序风险,应当坚持技术工具论以厘清具身智能的法律定位,建立分层级的证据认证体系,强化行政机关对算法决策的解释说明责任,并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机交互准则,从而实现技术赋能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摘要:在区域战略叠加效应背景下,边缘城市治理正经历着从被动依附到主动协同的深刻转型。基于空间与权力互动的视角,其治理成长呈现出动态演进的过程:初期面临着权力稀缺与被中心围困的困境;随着边界融合与功能互动,多元权力主体间展开复杂博弈,推动治理结构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体意识觉醒的转变;最终,通过尺度整合下的权力平衡、空间规划中的身份重塑以及区域协同的制度保障,边缘城市完成从“治理对象”到“治理方案”的身份跃升,实现空间价值的战略性释放。这一过程表明,边缘城市不仅是中心城市功能疏解的被动承接者,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行动者。培育边缘城市的节点性治理能力,为破解中心城市功能过载和区域空间发展同质化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也为构建多层次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