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然”与“实然”二元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路径。在“实践—认识—知识—再实践—再认识—新知识”的知识形成逻辑中,实践处于核心地位。从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实践历程可知,宪法学“应然”知识是“实然”知识的基础与前提,“实然”知识是“应然”知识的固化与实现。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就是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引,以《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提出的“七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实现我国宪法知识“应然”向“实然”的转化,形成新时代中国宪法学“应然”知识发展的完整逻辑体系。
摘 要:法治自信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法学新概念、新理论和法治新话语、新要求,有待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法治自信是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心认同和高度确信。当代中国法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加强法治自信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引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础理论和精髓要义,孕育着法治自信的底层逻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展开,为催生法治自信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强化法治自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与重要支撑。
摘 要:全球化新阶段,复杂现代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人类知识的生产逻辑及其现实境遇,遭遇多种外在性要素的深度重构,陷入“公共性叙事与实践危机”,引发了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基因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生产逻辑、文化话语表达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面对新全球化、数智文明时代,文化帝国主义和新部落主义两种力量的交织叠加、冲突纠缠等引起的特定民族文化生存方式所遭遇前所未有的疏离和挑战,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的民族文化生活共同体,作为以“共享价值奠基”“意义系统创生”与“实践合理性自证”等为价值内核的精神性社群,其重建过程与知识生产的公共性向度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关联。着眼中华民族文化生活共同体形成、演进的历史轨迹,系统阐释知识生产的公共性及其在文化整合、社会启蒙与生活世界建构中的规范性与建构性功能,厘清其复杂性场域中互动共生的耦合逻辑,通过价值重塑、机制创新与主体培育等方面的努力,构建具有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新质的文化生活共同体,是有效破解文化碎片化困境、推动知识生产回归其服务人类共同福祉之崇高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 要:绿色农业驱动的产业形态创新是乡村绿富同兴的重要举措,厘清其实现逻辑与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课题。本文使用VRIO分析框架,阐述了绿色农业驱动乡村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基于生态系统的供给、文化、调节服务,提出了绿色产品溢价型、绿色空间转化型、绿色资本运营型三类产业融合模式;构建“技术-制度-主体”协同框架,研究了不同融合模式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绿色农业所具备的核心资源与能力,在产业链与价值链层面推动了乡村产业形态重构与综合效益提升,通过技术支撑、制度创新、主体协同能够实现农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转化,形成乡村产业融合的持续竞争优势。基于此,文章从资源禀赋利用、多元主体培育、示范载体建设、利益联结构建以及制度技术协同五个维度出发,为深化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产业融合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 要:在冰雪经济由要素驱动向系统协同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解释其发展规律成为关键理论问题。文章以黑龙江、吉林、张家口等典型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建构的案例研究方法,构建冰雪经济“卡车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源于对黑龙江省冰雪经济发展实践(即“龙江模式”)的系统总结与学理提炼。在产业结构层面,提出“4+N”模型,以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与冰雪装备为“四轮驱动”的核心板块,以寒地测试、冰雪康养、研学教育、文化创意、数字冰雪等多元业态(N)为拓展支撑。三地比较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一般性与差异性。在运行机制层面,构建多系统协同运行框架,将操控、动力、产业、支撑、监测与可持续发展六大系统纳入统一分析体系,形成“政策引导—要素集聚—产业发展—反馈调节—约束优化”的闭环运行链条,并界定了监测系统的指标体系与反馈路径。研究表明,冰雪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多系统协同作用下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完善。“卡车理论”实现了从“结构描述”向“结构-机制”一体化、从“静态分类”向“动态协同—反馈—优化”、从“外生约束”向“内生嵌入”的三重拓展,为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分析工具。
摘 要:正如非物质劳动对非生产劳动的改造,诸众占有一般智力也是对群众占有剩余劳动的改造。自治主义通过这些改造构建数智时代的剥削理论并提出“出走”的解放手段。但这些改造都存在对马克思的误识。非生产劳动不仅指向非物质劳动,还指向未来社会的非生产或生活取向的劳动,群众占有剩余劳动也是未来社会的生活愿景。作为解放手段的诸众占有一般智力只能是乌托邦,而作为解放结果的群众占有剩余劳动是未来社会的客观状态。自由时间关联一般智力和剩余劳动,通过对自由时间的生产—生活取向分析可知,非生产劳动、群众占有剩余劳动命题中蕴含着生活取向的自由劳动之内涵。随着人工智能生产力废除劳动力商品、破解“劳动—工资”拜物教,生活取向的后工作社会的自由劳动越来越清晰,这也充分显示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劳动构思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摘 要:奈格里借助斯宾诺莎的潜能哲学作为理论资源,对霍布斯式主权的超越性与集中性展开批判,将权力理解为内在于生命之中的生成性力量。他从社会主体构成、斗争形式以及自我管理的自主性三个角度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平行式主权结构。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奈格里以“爱”和“欲望”等感性要素作为社会协作的基础,忽视了物质条件对政治实践的制约,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从而导致其理论不仅难以在现实层面实现,还陷入了阶级泛化的风险,使其主权理论成为一种乌托邦的遐想。
摘 要: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哥鲁波维奇通过对文化的定位、文化与现实关系的分析,确证了文化的双重功能,即现实功能与超现实功能;指出社会危机一般是由文化的现实功能膨胀与超现实功能隐没造成的,而文化的超现实功能能否得到发挥又与文化的地位直接相关。她认为,在东欧国家文化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文化的超现实功能一直处于真空状态。她提出,建构文化共同体是确证文化基础性地位的主要方式。当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面临着诸多威胁,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威胁。因而,有必要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使文化的超现实功能得到发挥,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与进步。
摘 要:统筹发展“四个农业”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在阐释统筹发展“四个农业”理论内涵与逻辑机理基础上,揭示统筹发展“四个农业”的现实基础、困难挑战及实践路径。科技农业是生产力跃升的创新引擎,绿色农业是产业链优化的基础底色,质量农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品牌农业则是价值链延伸的重要途径。统筹发展“四个农业”的理论逻辑诠释了协调发展下的耦合统一关系,历史逻辑回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方向,现实逻辑回应了新发展阶段赋予的使命要求。一体推进“四个农业”发展,应以政策协同为保障,提升统筹发展之效能;以要素集聚为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之根基;以产业融合为纽带,激活内循环增长动能;以开放合作为方向,培育全球竞争新优势。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重要论述为破解逆全球化冲击下的农业系统结构性矛盾、重塑食物安全治理范式提供了根本遵循。文章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解构“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理论创新维度与实践突破路径,系统探究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重塑全球化退潮中的农业价值链治理模式。研究发现,“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有助于指引农业与食物系统从“割裂分析”走向“共生演化”,破解效率与安全的二元对立;有助于推动形成新时代中国发展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提供新注脚;有助于通过“多元协同治理”与“技术-市场”动态平衡模型,重塑全球粮食体系韧性理论。中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需要重新锚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价值坐标,逐渐从“冲击回应型”策略向“系统重构型”战略转变,进而为跨文明协作提供新的农业治理范式,推动粮食安全议题突破国家理性局限,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技术化与平台化趋势正在重构全球经济秩序与国家治理逻辑。资本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带来了生产壁垒、技术垄断等问题;国家竞争聚焦数字竞争力,数据的低竞争性、高排他性特征凸显出治理挑战。以“资本-国家”为分析框架,全球化呈现技术驱动、规则博弈与垄断扩张等特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为全球“四大赤字”,资本积累数字化加剧了劳动异化,国家间竞争向数据主权等领域延伸。基于此,中国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资本层面,推动本土数字资本全球化布局、提升数字要素配置能力,并规范资本积累;在国家层面,促进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资本与国家协同层面,推进技术创新、数据治理,弥合数字鸿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摘 要:通证化数字资产是将现实世界资产相关权益作为底层资产、在虚实世界构建价具有值映射关系的数字化表征,我国已为此类数字资产的发行和交易活动提供合法性基础。该数字资产通过有条件的“去信任化”,分别提升了对公权力、中心化主体、现实世界资产的信任程度。但是,通证化数字资产的“去信任化”亦引发公私合作难以常态化的风险以及相应市场中介服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难以确保价值映射的问题。对此,以高度维护中心化信任、严格区分现实与虚拟世界为特征的法律规制模式,无法形成稳定的公私合作格局,更不利于在财产确权基础上促进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首先,将通证化数字资产认定为持有人可对基础设施运营者主张的网络服务债权,确立支付类通证与商品类通证的多层次数字资产法律地位;其次,从市场准入、日常经营和风险处置等方面入手,完善以维持价值映射关系为导向的常态化监管机制;最后,在区分不同数字资产类型的前提下,明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风险隔离与责任分担,并对互联互通中的“嵌入式监管”施以外部监督。
摘 要:受功能主义担保观的影响,融资租赁出租人所有权在破产法语境下保留的形式主义传统需要被打破,即承租人破产后出租人不得就租赁物主张取回,其所有权在破产程序中仅有别除效力。此种效力在重整期间受暂停行使规则的限制,且该限制不得通过协议预先排除。若租赁物非为重整所必需,或者暂停行权将对租赁物价值产生负面影响,除非承租人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使出租人在租赁物上的权益得到同等实现,否则应解除限制。清算期间出租人所有权的别除效力原则上不受限制。租赁物变价款应先抵扣与变现租赁物相关的费用,如有剩余再由出租人受偿,必要时可将变价款的清偿范围扩大到破产费用。出租人所有权与租赁物上其他担保权间的冲突,应通过动产担保优先顺位规则解决。
摘 要:州府官员的元日早朝是唐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唐王朝不同的历史时期,州府官员参与元日早朝的制度不尽相同,初盛唐时为朝集使制,安史之乱后为贺正使制。唐玄宗和唐德宗与州府长官元日朝会后的送别诗,生动体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君臣互动的政治内涵。玄宗的送别诗以对州府长官的训诫为主,而德宗的送别诗则以对州府长官的低媚为主。在唐代州府官员的元日早朝诗中,有两种情感表现得较为明显:其一为不能入京朝觐的望京之情,这在张九龄、韦应物、韩愈的诗中表现最突出;其二为贺正使入朝的朝拜之情,这在王建的诗歌中表现得最集中。而岑文本、李华、李商隐等人作品中的“庭燎”书写,更是将唐前形成的元日朝会的仪式固化为经典想象。
摘 要:宋代传体散文以人为核心记叙对象,文本深层呈现出作者的个人情感、理性思索乃至自我意志,赋予作品一重深刻而精妙的哲思理趣,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张力。这种哲思理趣主要表现在作者与文本之间“我者”与“他者”元素的双向流动与互相观照,这种二元一体的文本内在逻辑构成,使宋代传体散文呈现出异而有同、同中见异的深邃哲思。
摘 要:元代存续时间虽仅有九十余年,但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元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美学观念发生显著转折的历史时期,传统温柔敦厚、典雅绮丽的审美风格在多元文化碰撞与政治变革中逐渐走向断裂,审美风尚的“俗化”倾向与“怪丑”趣味成为文学艺术最为本质的特征。究其根本:一方面是重实用文化观念的崛起,推动了审美重心由“雅”向“俗”的转向;另一方面是士人社会地位与心态的嬗变,催生了艺术中的自我表达与精神解放。在这种多元交织的社会语境下,元代的审美风尚逐渐背离了传统文化和美学所秉持的理念,为明清乃至近代的审美多元性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