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到“非升即走”(up or out)这个词,大概是二十多年前读博士的时候,在一篇关于法律职业的英文论文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只是律师业内部关于合伙人晋升体制的“行话”,和科学界并没什么关系,直到在美国高校教了几年书之后,某一天我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正在经历的学术道路也是“up or out”的——助理教授如果拿不到终身教职的话,就只能离开学校,另谋出路。再后来,“up or out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于一九五〇年,它长期被一些中国学者想象为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参见江晓原、穆蕴秋《美国“基础科学堡垒”如何从内部沦陷》,本刊二〇二五年第八期)。这个“堡垒”在成立的最初一段时间,也确实全力资助过那些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所驱使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这种项目在那时常被称为“非定向科学”。只不过这个“堡垒”根本无法代表美国科学的主流——NSF第一年得到的拨款只有十五万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清帝国?经济史学家就此争论不休。二〇二五年,莫基尔、格雷夫等的《通向繁荣的两条道路:公元一〇〇〇——二〇〇〇年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以下简称《两条道路》),给出了最新的系统性解答。与主流的单方向因果关系分析不同,本书从文化、制度和经济的多方互动演化角度考察历史进程,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它们的研究重心从财务资本转到人力资本
二〇一九年十月,在南美“锂三角”腹地、乌尤尼盐沼所在的波托西省,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锂”运动。在一间灰暗简陋的房间里,一名绝食抗议的女子裹着毛毯,蜷缩在薄薄的床垫上。她身后的墙壁上,几张手写标语格外醒目有力:“EN DEFENSA DEL LITIO”(为锂而战)和“¡Viva Potosí!”(波托西万岁)。这场抗议由波托西公民委员会(COMCIPO)发起,其领导人马尔科·普马里(Marc
三月末的慕尼黑,阳光已带了一种近乎温柔的明朗。我走向国立埃及艺术博物馆(Staatliches Museum Ägyptischer Kunst)。这座建筑的主体隐没在地平线之下,仅以一个冷静、几何化的入口显现于地面:线条克制、材质坚硬。下沉式的结构让人必须“走下去”,仿佛在被引导进入某种抽象化的深层时间。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通过去叙事、去装饰,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去文化”,把观众带回一种被剥离之后的古
二〇二六年,为福柯百年诞辰的纪念,我参与了全面修订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系列中译本的工作。以前在翻译福柯时,根据字典和通常的译法,我都是将 discipline 译为 “纪律”,而刘北成翻译为 “规训”,这一译法逐渐成为学术界通行的译法。我这次修订时,都将“纪律”更换为“规训”,以保持术语的一致性。 《规训与惩罚》的法文原题是 Surveiller et punir,直译应为《监视与惩罚》。福柯本
巴以战事虽于二〇二五年宣布结束,但停火名存实亡。以色列如今已控制加沙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两国方案的落实之路,依然漫长而修远。这期间,我常常想起一个人:爱德华·萨义德。 不错,就是那位已经离世二十二年的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像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在一九四八年的战争中丧失了家园和祖国,被迫远走他乡。他青年时代赴美学习,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又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基辛格在《大外交》(Diplomacy, 1994)一书中如是评价美国冷战的胜利:“‘遏制’理论陪伴美国人走过四十多年的建设、斗争岁月,最后获得胜利。……美国人自我折磨、考验,经过一个世代的斗争,由于努力不懈和争议不断而遍体鳞伤。” 如果说冷战的惨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给美国造成的是外部可见的“遍体鳞伤”;那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则是在大获全胜的光鲜外表之下,隐藏了深深的内伤,要等到
近年来,“极右翼崛起”已经成为欧洲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思潮。随着这股思潮在整个欧洲社会攻城略地,渐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势,主流舆论开始重新审视“极右翼”这个标签,“新右翼”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提及。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于二〇二五年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将欧洲所有“新右翼”一概而论具有误导性》。欧洲主流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二〇二六年发布的一份长篇报告认为,一些人
当代美国政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一个局外人身上。万斯(J.D. Vance)出身于铁锈地带,身上带着浓厚的“希尔比利”(Hillbilly)色彩,与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建制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审美与心理鸿沟。然而偏偏是这样一个人,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旗手与继承人。这并非美国政治里的一段偶然插曲。回望英语世界两百多年的保守主义史,我们会看到一个反复重演的剧本。每逢秩
二〇二五年六月八日,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尕日塘秦刻石公布于世,同年九月十五日经国家文物局审定确认。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保存于原始地点,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依稀可辨的铭文显示,秦始皇曾遣方士前往“昆仑”采药,并于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车宿于此。这一发现,将秦人的足迹清晰地定格在黄河源区的扎陵湖畔,也为理解秦代对西北边疆的认知与经略,留下了全新的实物印记。 然而,当这块石头将“昆仑”二字实实在在地
一九三四年,林徽因在《清式营造则例》的绪论中写道:“中国木造结构方法,最主要的就在构架之应用。北方有句通行的谚语,‘墙倒房不塌’,正是这结构原则的一种表征。”她接着解释:构屋的程序,是先用木材构成架子作为骨干,然后加上墙壁,“如皮肉之附在骨上”——与欧洲古典建筑倚赖“荷重墙”的体系,在演变的程序上互异其倾向。 不足百字的引语,后来的经历颇为显赫:被无数建筑学史论转述,被文物介绍、科普讲解采用,进
一 一八一六年,在古埃及旧都底比斯(Thebes),意大利探险家贝尔佐尼(Giovanni B. Belzoni)发现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巨像残件,并将其运往大英博物馆。受此启发,英伦诗人雪莱吟道:“有一张破碎的石脸/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寂寞荒凉,伸展四方。”(杨绛译)是时,大英帝国正值鼎盛,而赋予国王以不朽“政治身体”(body polit
历史书写从不单纯是记录尘封的往事,而是活的政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权力缠绕共生。全球史的诞生,看似是方法论的空间转向,实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斯文·贝克特与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编的《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以下简称《全球的全球史》),正是这场革命的集大成之作。它拒绝将全球史简化为西方学者的独角戏,而是汇聚全球学者的多元声音,展现全球史在各大洲的本土实践与思想脉络。全书以全球史的全球化
阿英先生: 恕我用旧式称呼相称。因为我觉得是旧识,虽然去年初次见面。现今就不客气的直说我的请求。我不知道文联或作协对于作家,可能有一种贷款?我自解放以来,替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但一直在欠债度日,因为我支款度日,一面将译稿交出板(版)社记账,要书出全时总算。而我的译稿是古典文学,印数有限,印出尽先扣还欠款。已出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希腊喜剧一种、悲剧四种,还款不多。此外有希腊神话、日本一种、悲剧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情感及其历史的研究逐渐兴起,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转向”。这一转向往往批判一个流行看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前,西方文化基于理性主义或者宗教,把情感理解为身体性的、非理性的、非自主的感受,视之为某种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因素,需要加以压抑和控制。理性与情感对立不仅是人们对西方哲学史的印象,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情感史研究的先驱学者如赫伊津哈、埃利亚斯、布洛赫、费弗尔等人的某种预设,
二〇二六年六月,优必选科技在深圳举办了年度全球发布会,以“爱是永恒”的主题正式推出首款“情感陪伴机器人”。它具备多模态情感交互能力,能够在对话中识别用户情绪并作出回应;更重要的是,它支持用户对面容、发型乃至说话方式的多维度定制,并模拟亲密关系中的陪伴感。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人们的讨论:有人兴奋地将其视为“孤独经济的终极解决方案”,也有人忧心忡忡地追问——当伴侣可以被编程,爱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两千
王果的《创造新世界》(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要再版了,他请我补写一序,我自然乐从。王果跟我念书,转眼已二十五年。二〇〇一年秋天他来找我指导学年论文,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一只羽毛斑斓的鸟儿飞进来,盘桓良久,停在办公桌上,似在听我们聊天,且不时啼鸣,以为唱和。如今想来,冥冥之中似别有深意。《易》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盖豹之换毛,斑纹愈变愈鲜明。或许那只色彩斑斓的鸟儿,是以“其文蔚也”提示“君子豹变
一九三七年夏,时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研究员的陈翰笙,赴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与密西西比棉花种植带考察。彼时罗斯福新政以财政补贴与合作机制介入,推动了当地棉业资本发展,也缓解了佃农对农场主的依附。陈翰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走访路易斯安娜与密西西比后,我对棉花带资本能否发展这一问题,看法已然改变。我过去对此持否定态度,如今则认为其具备相当可能性。”陈翰笙此时即将完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该书基于美
一九四六年夏天,遵义县南境八里乡来了一个名叫李学高的年轻人。他是农林部西南兽疫防治处的技士,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奉命在此试办耕牛保险。八里乡的农民从未听说过“保险”。在他们世代相传的知识体系中,牛病了要请“牛太医”,牛死了只能自认倒霉,大不了几家凑钱再买一头。牛是自家的,死活都是自家的事,何来“保险”一说?何况这个后生一开口就要交钱——牛还没死,凭什么先交钱,这不是抽税嘛! 这是现代国家
冬天酷寒的一天,不想出门,就把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又听了一遍。没按序号,完全随心所欲,想到哪首听哪首。上午先听第二,然后是第一、第四、第八、第七和第三。午饭后,接着听第五和第六,最后是第九。这样听的结果,给人特异的感受,像是读一部《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有情绪的起伏,有时光的绵延,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历程。九部交响曲连贯起来,有着普鲁斯特说的大教堂一样的均衡结构。这是聆听的顺序带来的,是听者的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其实赵元任自始至终是一个隐身合作者——写的英文书《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 1945, 多次再版), 有赛珍珠序和胡适序。胡博士一生为人作序无数, 其中不乏客气敷衍之什, 但这一篇的是用心之作, 除却友情 (胡适是赵、杨结婚的证婚人)、乡情 (胡、杨同是安徽人), 这篇序也有主旨。 主旨之一,胡适表彰揄扬赵、杨夫妇对烹饪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