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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6年04期

本刊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主要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技术与方法、政策管理、国外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读者对象为从事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地理学、人口学、资源学及环境学研究和教学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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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 | 数字生态文明:数智时代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 | 数字生态文明:数智时代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摘要从宏观历史视角出发，该研究系统梳理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杰文斯悖论”的演化脉络，并将其划分为4个递进的发展阶段(1.0—4.0)，提出人工智能(AI)时代“杰文斯悖论”的新形态。具体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以“蒸汽机技术-煤炭应用”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1.0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演进为以“电气化-多元能源”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2.0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则呈现出以“信息技术-能耗全球化”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3.0阶段。立足数智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该研究构建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 (AI-CO₂) 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4.0阶段分析框架。通过融合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以及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理论，研究发现：技术-经济范式内部的协同障碍是“杰文斯悖论”形成的结构性诱因，而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错配则是悖论固化的制度根源，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度与效能、清洁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低碳产业体系的构建与规模、碳交易制度的完善与约束力，以及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形成与表达。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该研究进一步阐释了“数字生态文明”这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所蕴含的中国智慧。研究指出，通过数字化变革能源结构、智能化对冲规模效应、融合化促进模式转型、体系化创新治理机制，能够为破解“杰文斯悖论”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从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构建适配新型生产关系、培育绿色人工智能社会风尚、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数智时代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中国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变化的“蝴蝶效应”:高温热浪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冲击与影响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变化的“蝴蝶效应”:高温热浪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冲击与影响机制

摘要基于 1992—2021 年全球 163 个经济体的数据,系统探究高温热浪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整合 ERA5-Land 和 UN Comtrade 数据库,构建包含干球温度、相对湿度与人口权重的体感热指数,并结合全球贸易网络指标,实证检验高温冲击对贸易网络结构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短期极端高温与长期气候变暖均显著降低全球贸易网络节点的中心度,且通过削弱节点的核心地位与连通性,对贸易网络形成负向冲击。机制分析表明,高温热浪主要通过影响产品竞争力和重构全球价值链来影响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国家与区域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网络中心度受冲击更为显著,而发达国家和北方国家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导致全球贸易“马太效应”加剧,贸易不平等程度上升。该研究为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与优化贸易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有助于各国增强贸易网络韧性,降低因气候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风险管理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风险管理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持续加剧,气候风险已演变为全球性共同应对的重大可持续发展议题,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微观主体,其气候风险管理行为及衍生影响成为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该研究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考察了企业气候风险管理水平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企业积极进行气候风险管理有利于促进绿色投资者进入。②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进行气候风险管理主要是通过提高外部信息资本和进行内部动态调整来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披露质量高、风险承担能力强和非制造业的企业在进行气候风险管理时更能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显著发挥气候风险管理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作用,而外资企业不显著。④调节作用分析表明,不管是企业的长期声誉还是内部控制质量,都能正向调节企业气候风险管理水平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⑤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在感知、披露和应对气候风险的过程中,也会在气候风险的压力下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表现为操纵语调和漂绿行为。因此,企业在面对气候风险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向外界展示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政府应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样化的激励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加强气候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同时要制定具体的惩罚机制针对操纵语调和漂绿行为,以提高违规成本,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双碳”目标下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双碳”目标下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摘要有色金属行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高能耗高排放重点领域，其绿色低碳转型直接关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程度和中国“双碳”目标的建设成效。当前，在气候变化、政策调控与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冲击下，有色金属企业之间风险传导愈发复杂，厘清行业极端风险溢出规律与系统重要性企业特征，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该研究选取中国70家有色金属上市企业2011—2023年数据，采用尾部事件驱动的风险网络模型构建有色金属企业间极端风险溢出网络，从系统整体、部门行业、企业个体3个维度识别风险溢出效应，并通过PageRank算法测度企业系统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系统整体风险关联性显著且呈阶段性演变，2016—2017年牛市期间风险关联性达峰值，后续受政策与极端事件影响回落至平稳区间。②部门行业风险传导存在异质性与情境依赖，正常时期工业金属与稀有金属是主要风险源，极端事件下贵金属避险属性凸显，风险溢入强度提升。③企业层面系统性风险贡献呈现“结构化分布+动态调整”的特征。大多数企业属于中低风险溢出区间，少数稀有金属企业集聚于高风险溢出区间，并构成系统性风险的关键节点。极端事件会推动部分稀有金属与贵金属企业系统重要性提升。据此，该研究建议监管者实施行业差异化、动态化风险管控，在正常时期应重点关注工业金属企业的风险溢出，在极端事件发生时期应重点关注贵金属企业的风险溢出。该研究为有色金属行业风险管理与“双碳”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考虑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中国高耗能行业脱碳技术与能源需求评估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考虑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中国高耗能行业脱碳技术与能源需求评估

摘要中国高耗能行业在碳边境调节机制下面临严峻复杂的风险挑战。碳边境调节机制如何影响高耗能行业的脱碳技术选择和能源需求值得细致深入地研究。为此，该研究选取粗钢、铝冶炼、水泥熟料和合成氨4类代表性高耗能行业，利用平准化生产成本模型，基于Logit的市场份额模型和终端能源消费分解的能源需求模型模拟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的脱碳技术选择和能源需求，并探究差别电价设计、生产布局优化和低碳转型融资3类政策工具的实际作用。结果显示：①在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现行碳价水平下，具备再生资源循环技术的粗钢和铝冶炼行业展现出较强的脱碳经济性，而合成氨和水泥熟料行业的脱碳经济性较差；②通过生产布局优化引导高耗能行业向西北地区转移，可以较好地提升脱碳经济性，而差别电价设计主要作用于电力密集型的铝冶炼行业；③高耗能行业的能源需求结构变动呈现煤炭需求下降和一次电力需求提升的趋势，其中粗钢和铝冶炼行业对这一变化趋势的贡献最大。为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该研究建议短期内应以技术成熟度高的再生资源循环技术为核心，中长期则应关注碳捕集封存技术与绿氢技术，推动高耗能行业深度脱碳。政策激励应聚焦生产布局优化领域，在此基础上辅以差别电价设计。西北地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有天然优势，将高耗能行业向该区域梯度转移，可以利用西北地区的低碳资源优势为高耗能行业转型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此外，能源发展规划应前瞻性地考虑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外部气候贸易壁垒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

摘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形成低碳消费模式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政策。然而，现有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消费侧影响评价，大多基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微观居民个体层面数据的讨论较少，针对个体特征、城市特征等更深层面的分析还十分有限。该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居民低碳消费调查数据库，构建了中国居民低碳消费指标体系，全面度量个体层面的低碳消费水平，从微观视角研究低碳城市建设对居民低碳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低碳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随着时间推移其成效日益凸显；从行为类别来看，其对“用”和“行”的促进作用相对更高。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非农户口居民、高收入居民和高学历居民的低碳消费促进作用更大。③从低碳需求和低碳供给双重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低碳引导、低碳激励和低碳供给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低碳消费的重要渠道。其中，低碳引导通过强化居民低碳责任意识和提升居民低碳素养来施加影响。基于此，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有序扩大试点范围，持续完善低碳城市建设的长效机制；从行为类别、居民个体、地区等层面差异化施策，以精细化举措促进低碳消费；强化低碳引导、低碳激励和低碳供给的协同作用，形成合力促进低碳消费。该研究立足微观个体低碳消费行为实践，为深化低碳城市建设的低碳消费成效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

摘要绿色工厂评定是激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该研究以绿色工厂评定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AHP-熵值法测算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并分别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①绿色工厂评定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低碳发展，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可通过降低碳排放空间错配程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推动城市低碳发展。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④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信用评价能够强化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⑤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工厂评定政策不仅能促进当地城市低碳发展，还对邻近城市低碳发展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工厂评定政策的评价与激励体系，因地制宜地开展绿色工厂建设与认定；充分利用该政策对降低碳排放空间错配程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城市低碳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持续推动当地与邻近城市的低碳发展，发挥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数实融合能否提高城市遭遇气温冲击时的经济韧性？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数实融合能否提高城市遭遇气温冲击时的经济韧性？

摘要城市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载体,其经济韧性水平不仅关乎区域风险防控效能,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实融合是驱动产业变革的重要举措,为城市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技术条件。而在极端气温事件常态化背景下,数实融合能否有效提高城市经济韧性,亟须深入探讨。基于此,该研究利用中国2010—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计算各城市面临的气温冲击水平、数实融合程度和经济韧性水平,以气温冲击与数实融合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城市经济韧性为被解释变量,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气温冲击下数实融合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异质性与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在面对气温冲击时,数实融合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在气温冲击下,数实融合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与政府数字化治理效应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韧性。③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内陆城市、大中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而言,数实融合在其面临气温冲击时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④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气温冲击较小时,数实融合能大幅度提高城市经济韧性;而当气温冲击增大时,数实融合虽仍能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韧性,但提高幅度下降。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数实融合进程、健全数实融合调节机制,充分发挥数实融合稳经济、促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推动城市经济韧性持续稳定提高。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基于机器学习的环境信息披露操纵行为识别方法研究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基于机器学习的环境信息披露操纵行为识别方法研究

摘要环境信息披露操纵行为具有高度潜伏性和隐蔽性,传统的监督学习识别方法在含有大量“伪标签”样本的数据中,难以准确识别真正进行操纵行为的样本。为此,该研究提出了“特征构造-数据增强-动态迭代”3阶段半监督识别框架。该方法与既有相关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①为减少“伪标签”干扰,在构建“压力场”指标体系基础上,设计双重约束的多任务评分函数,筛选出高置信度未操纵样本。②为解决因操纵样本稀缺导致的训练样本不足问题,提出条件生成对抗网络数据增强与自训练策略耦合的半监督识别框架,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操纵行为识别的准确率。③为解决传统“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制度监管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提出的动态置信度机制增强了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环境信息披露操纵场景的适应性。该研究基于2010—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环保处罚数据集,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方法将操纵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经置信度敏感性、随机重抽样与时间外样本等多维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性。进一步分析显示,将模型嵌入资本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抽检流程,可显著增加环境信息披露操纵案件的检出数量和降低重大舞弊案例的预测阈值,具有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与抑制操纵行为扩张的潜力。据此,提出建议:①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协同监管制度,健全披露规则体系,将披露质量纳入绿色金融与信用评价核心指标。②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智能监测平台,构建“靶向管控-模型支撑-数据存证”的技术框架,降低人工筛查成本。③促进跨部门数据整合与共享,共创环境信息数据底座和大数据分析“工具箱”,为算法预警提供更加丰富、透明的数据基础。④建立企业环境风险动态评估机制,根据置信度阈值动态调整策略及时精准锁定操纵样本,增强监管震慑效应。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测度及障碍度分析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测度及障碍度分析

摘要推进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该研究旨在测度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识别其关键发展障碍，为制定契合黄河流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为此，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机器学习模型测度2013—2022年的治理水平，并结合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制约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演变历程经历了“渐进起步-快速提升-低速维稳”3个阶段；不同地区治理水平均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3大系统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社会经济系统指数增幅最大。②黄河流域高质量资源环境治理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地区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有所上升，地区间差异虽有所下降，但仍是治理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全流域治理水平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其上、下游地区内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③四水统筹系统障碍度最大，关键障碍因子包括水资源量、用水总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且不同地区的关键障碍因子存在空间异质性。基于此，为破解流域资源环境治理区域非均衡性的瓶颈问题，未来应构建差异化等治理框架，强化四水统筹调控机制，创新环境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以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自愿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自愿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摘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该研究将中国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建设项目下的绿色工厂入选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①入选绿色工厂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且相较于策略性创新，入选绿色工厂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该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市场价值效应与外部监督效应3条路径实现；③异质性检验发现，入选绿色工厂对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创新、实质性创新以及策略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与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策略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④进一步研究发现，入选绿色工厂带来的实质性创新能力提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未来应进一步完善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激发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健全绿色制造体系，强化绿色工厂的示范引领效应；促进科技创新与环境治理实践深度融合，从而带动经济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金融衍生品: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催化剂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金融衍生品: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催化剂

摘要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下，持续绿色创新作为应对环境恶化问题、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企业进行大量资金投入与长期技术储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能否通过运用具有分散风险、平抑现金流波动功能的金融衍生品来推动持续绿色创新，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该研究利用Python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搜集整理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使用金融衍生品的数据，并结合绿色专利数据的前后期对比，研究企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有效促进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研究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衍生品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研发投入大的企业、ESG表现更好的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实质性绿色创新中更明显。进一步地，该研究探讨了金融衍生品影响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可能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持续绿色创新的资金压力；同时还能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发展。最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该研究为深化金融衍生品在企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对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

摘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共识，企业作为关键载体和创新主体，亟须加快绿色转型升级。该研究基于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贴息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绿色信贷贴息政策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高管具备环保背景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②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内部治理与外部环境的双重中介机制上。在内部治理维度，该政策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企业内部资源的绿色重组与决策导向的可持续转变；在外部环境维度，该政策激发了社会公众与资本市场的绿色关注，改善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与融资环境，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③进一步讨论发现，相较于单一的财政政策，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可以转移银行与企业风险，甄别企业的“漂绿”行为，并显著缓解信贷歧视，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意识，激发外部监督与市场活力，以及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高效领域。该研究彰显了中国绿色信贷“含绿量”攀升的新特点，为设计更有效的绿色信贷政策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满足绿色经济需求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企业ESG绩效吗？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企业ESG绩效吗？

摘要企业践行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理念是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企业ESG绩效的微观机制，对中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更好地引导企业改善ESG绩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金融机构-低环境风险企业-高环境风险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讨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或漂绿策略成立的理论情形，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中国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ESG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发展整体上对提高企业ESG绩效具有促进效应，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法、SYS-GMM方法替换基准模型以及DID方法检验外生政策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可靠；促进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低声誉企业中更为显著。②对于低环境风险企业，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其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其ESG绩效提升。③对于高环境风险企业，绿色金融发展诱发漂绿，虚假地提高其ESG绩效。④政府奖补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低环境风险企业ESG绩效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则弱化绿色金融发展对高环境风险企业ESG绩效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深化了对绿色金融差异化影响企业ESG绩效及其微观机制的认识，为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抑制漂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创新驱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创新驱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摘要高效生态农业就是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在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气候适应基础上的高效率高效益农业，是经济效率(益)与环境效率(益)相统筹、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兼顾的可持续农业，其基本特征是经济高效、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既有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供给推动力，又有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力；既有生态产权制度的市场激发力，又有绿色财税政策的政府驱动力。机理分析表明，供给侧“供给创造需求”和需求侧“需求创造供给”联动，技术端“源头激励创新”和产品端“产品市场规制”结合，可以有效促进高效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论、施穆克勒的需求拉动论和弗里曼的国家创新系统论等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科技创新激励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功能在于，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乃至创造全新生态农产品从而实现“高收益”，降低生态农产品生产成本并防范风险从而实现“低成本”，这样就可以实现“生态且高效”。制度创新激励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功能在于，遏制“生态不高效”“高效不生态”的传统农业和石油农业生产方式，激励“高效且生态”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防范和解决“劣币驱逐良币”和“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但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存在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正外部性，存在一些制度政策障碍，有待学者深入探究。根据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效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技术推广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社会保险机制、制度优选机制的研究，以有效的理论成果支撑有效的制度政策。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集合种群理论的村庄更新类型识别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集合种群理论的村庄更新类型识别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背景下,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精准识别村庄更新类型是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推动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研究引入集合种群理论及Levins模型,突破传统单一尺度研究局限,构建了“外部发展条件-内部斑块演变”的宏微观交叉的村庄更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宏观层面涵盖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禀赋功能、社会经济特征三大维度,微观层面聚焦人口空心化与宅基地空心化两大维度,实现对村庄更新类型的识别。以浙江省开化县255个村庄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线上访谈等方式,获取2009—2023年宅基地数据及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对开化县255个村庄的更新类型进行识别。结果表明:①宏观评价结果显示,村庄发展条件呈“中心优、边缘弱”的梯度分异,依据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禀赋功能与社会经济特征,将全县255个行政村划分为5类,其中条件较好的村庄集中于中心区域,较差村庄多分布于边缘地带。②微观评价结果显示,县域宅基地演变整体以缩减为主导,基于生境斑块模型识别出稳定、缩减、扩张与撤并4种演变类型,缩减型村庄集中于边远地区,与人口外流及空置率上升密切相关。③宏微观交叉评价结果显示,村庄更新类型可划分为集聚提升型、稳定控制型、退出改造型与搬迁撤并型4类,各类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差异:集聚提升型集中于城镇周边,稳定控制型沿河流与交通干线分布,退出改造型散布全域,搬迁撤并型则位于生态敏感区与边缘区。基于此,该研究针对村庄更新提出了系统性建议:①根据村庄不同类型实施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型村庄发展方向与重点措施。②将村庄分类更新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引导与实施监管。③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协调统一。④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政策资源,形成合力推进村庄可持续更新。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农业集聚对生态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农业集聚对生态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摘要从分散经营向空间集聚转变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但这一过程是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犹未可知。该研究基于1998—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主产区设立为切入点设置准自然实验，从分工经济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农业集聚对生态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①基准分析结果显示，在主产区设立后，当地生态脆弱性显著改善，经过更换机器学习算法、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说明相比于分散经营，农业集聚更能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正外部性影响。②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集聚主要通过提升农业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水平来改善当地生态脆弱性，说明农业集聚的环境绩效源于农业分工体系的完善；同时，土地细碎化发挥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所造成的分工效率损耗会导致农业集聚陷入“形聚神散”困境，继而弱化其环境绩效。③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业集聚对生态脆弱性的改善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据此提出建议：引导农业发展思路从分散经营向空间集聚转变，弱化农业生产活动对生态脆弱性的负面影响；加快构建以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为主导的农业分工体系，畅通农业集聚改善生态脆弱性的传导路径；强化治理土地细碎化及其反映的产权分散问题，防范农业集聚过程中的分工效率损失；加强政策协同保障，着力健全环境规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合力提升农业集聚的环境治理成效。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华东地区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形成机理研究

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华东地区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形成机理研究

摘要如何确定农村宅基地(以下简称宅基地)流转合适的治理结构？是政府治理还是市场配置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难题。当前宅基地流转制度变迁形成了不同的流转模式，不同的农村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宅基地流转治理结构。该研究构建了“交易属性-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宅基地流转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安徽省金寨县刘冲村、浙江省义乌市下余山村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的实证案例，采用多案例横向对比分析的方法，从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3个层面选择9项指标，衡量了不同宅基地流转模式以及不同治理阶段的交易成本。结果表明：义乌市下余山村的宅基地资产专用性较低，不确定性较低，交易频率较低，市场驱动的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寨县刘冲村宅基地资产专用性较高，不确定性较高，交易频率较高，政府主导的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江宁区黄龙岘村，大多数交易属性位于中等水平，第三方治理，村集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模式在当地发挥了主要作用。各地宅基地流转模式的阶段特征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中国农村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情景适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宅基地流转模式)，宅基地流转模式主要是由资源禀赋、宅基地功能属性、区位条件等交易属性决定的。据此建议，各地应实施与当地宅基地特征、区位特征、耕地资源禀赋、流转规模等资产专用性，以及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制度环境相对应的治理结构。既要突出政府部门在宅基地流转的前期阶段的引导作用；也要凸显村集体内生的自组织作用、充当中介组织的角色，降低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的各项交易成本，以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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