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受《音乐生活》期刊编辑部的邀请,在青年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李博副教授的引荐下,笔者于2025年6月19日赴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对一级指挥、全国政协委员、第76&77届国际青年音乐联盟执委、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四个一批”人才、湖北省人民政府“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武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彭家鹏先生进行了专访。 在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办公室里,这位华发蓬松、
作为华夏文化渊源之一,山西文化历史悠久。合河遗址、丁村遗址即有人类遗迹,仰韶文化也留下了大量文明踪迹。作为人类文化的遗存形式之一,山西民间歌曲不仅数量众多且形式丰富,因山河地势不同的地理文化之故,山西民歌又有晋西北、晋中、晋西南等地域民歌的迥异风格,是鲜明地域文化特点之显现,是各地区传统文化的具象特色之反映,也是新的发展中特别选用的音乐题材之重。 在山西民歌的挖掘与传承上,近代以来的每次民歌搜集
黄翔鹏先生论及中国古代音乐史历史分期问题时指出:“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的宏观考察,除了从原始人群至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这一阶段仍待切实研究之外,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1]这已成为阐释中国音乐史分期问题的经典主张。宋元至清,历称近古,以戏曲音乐为线索贯穿始终。作为分列于中古与近古两端的唐宋两朝,其“断层”和“递变”的
天津,是因漕运而兴的城市,早在唐朝时期,天津码头便承担起“南粮北运”的交通重任。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以此为渡口,南下夺取皇位。为纪念由此起兵的“靖难之役”,永乐二年,朱棣定名此地为“天津”,意为“天子渡口”。自此,天津的军事、交通地位越发突出,“津门渡口”也因其便利的交通运输、丰富的物产资源而名传天下。多元化的文化汇集,为天津地区的民俗形态发展提供了沃土,也为兼容“民俗性”“艺术性
“音乐学分析”是于润洋学术生涯中极具开拓意义的研究理念,为传统的作曲技术分析提供了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人文视野。在他的启发下,国内学者产出了不少对音乐文本研究路径探索的新观点,并提出了许多相关术语。正是由于当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曾经成果丰硕并作为独立学科的音乐分析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当下的需求。音乐的“形式”也已不再仅仅是纯音乐语境下的“结构”,而成为社会人文观念下的“聚合物”。音乐的分析视
伴随于电子时代(即“E时代”)技术手段的迭代与出新,在今天,电子音乐已成为听客耳畔的熟客。倘若你问起,电子音乐是怎样的声音?只需走进2025年6月16日的中国传媒大学礼堂,在这场已行至十一个年头的“E音之夜”多媒体原创电子音乐作品音乐会中,听以“E”为名的声音。 作为国内高校应用类多媒体电子音乐演出的标识性存在,“E音之夜”品牌在设立伊始便意在建构一个多元的“音乐魔方”,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个
2025年7月4日晚,陈滢竹博士毕业独唱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的多位专家、师长以及著名词曲作家等出席音乐会。通过对17首涵盖不同题材与体裁的声乐艺术作品的生动演绎,这位青年歌唱家向全场观众交出了一份声情并茂、令人信服的成绩单。 作为著名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雷佳从教以来培养的首位博士,她获得第十四届中国
编钟与大型民族管弦乐《和鸣》是为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40周年,由武汉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大型音乐作品。该作品获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目与作品资助项目,于多地公演并受到广泛关注。作曲家团队积极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略,以“国之重器”编钟为创作出发点,以荆楚历史文化为背景题材,以古楚礼器为音色线索、以中华传统 “和”之思想文化为创作理念,结合艺术性、时代性的创作
勋伯格的《第二弦乐四重奏》(Op.10)创作于1907—1908年间,是勋伯格从调性音乐时期迈向自由无调性音乐时期的经典之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勋伯格认为,《第一弦乐四重奏》Op.7庞大冗长的篇幅已经对人们欣赏其内在美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故在《第二弦乐四重奏》中,作曲家放弃了长周期、大规模的单一乐章曲式结构,采用了四个独立的乐章形式,将作品大规模的主题过程精心地组织起来,既展现
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音乐创作通过融合不同文化体系的音乐元素,打破单一文化边界,形成具有多元表达的艺术特点,这类作品由殖民时期的单向文化输出到全球化时代的双向对话,既是全球文化流动的产物,也是对抗文化同质化的创造性策略。英国作曲家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Edward Benjamin Britten,1913—1976)创作的《麻鹬河》(Curlew River,1964)是为教堂表演而创作的寓言
玛祖卡(Mazurka)是一种三拍子的波兰舞曲(舞蹈),其起源于三种不同的波兰民间舞曲:(1)库亚维亚克(Kujawiak),多为小调,忧郁伤感,带有柔和的强调而非重音,常采用的速度与表情标记为“Lento、Allegretto、Andantino、Moderato、Mesto、Maestoso、Dolce、Espressivo”,速度较慢,例如肖邦《a小调玛祖卡》(Op. 68 No. 2);(
从延安“鲁艺”走来的沈阳音乐学院,在赓续延安“鲁艺”血脉的同时,还延续着文艺走向大众、文艺为社会服务这一核心文脉。在8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沈阳音乐学院在教学和艺术实践两个领域不断努力,奋勇拼搏,取得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赓续延安“鲁艺”精神,不仅仅是在传承历史,更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引领时代潮流,面向未来。作为“鲁艺”的传人,我们有责任肩负时代的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推
一、乐团的历史沿革 (一)成立背景与初创时期(1922—1925) 霄雿乐团的发起人为李廷松、孙裕德、王孟禄、俞樾亭、苏祖扬、李振家六位。他们当时是上海颇负盛名的国乐研究社国乐组成员。1922年,成员们因练习丝竹受京剧组锣鼓、京胡声干扰,排练场所也被占用而退出国乐研究社,相约至南市淘沙场经纬里李廷松宅练习。[1] 但在乐团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乐团未曾被命名,后因参加业余合唱团音乐会,于1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境民族的音乐成为西方音乐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诸多欧美学者选定中国南部的云南、四川、广西与贵州的少数民族音乐作为研究对象。杨民康对“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该研究方法有助于弥补由跨学科与跨文化运用而带来的某些学术缺憾,可以让研究者从中产生中立的学术立场,使得研究结果变得更加客观、真实。魏琳琳在《基于西方文献的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研究》中梳理了四十多
2025年5月22日至25日,2025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北京)学术研讨会暨中青年作曲家交流会于中国音乐学院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承办。会议汇聚全国作曲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包含8场音乐会、5场中青年作曲家交流会、3场论文宣讲以及4场专家讲座。其中,论文宣讲征集到来自全国40余所院校的92篇投稿论文,经过两轮评
剧院自诞生以来,便具有公共性和教育性的突出特征,承担着社会美育的重要职责。随着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剧院逐渐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代表和象征,不仅是艺术表演活动的主场地,也是公共艺术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基地。我国文艺剧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体制和政府主导模式,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政府下放自主权模式,再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时期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模式,历经多次调整,不断契合着时代发展的需求。由于剧院公共艺术教
群众合唱活动是由广大群众参与的大型合唱活动。不同于专业合唱团体,群众合唱的参与者大多是未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普通市民,通过集体练习达到一定的音乐效果。近年来,群众合唱成为老年群体退休后娱乐生活的一种选择,而逐年加剧的老龄化趋势使得老年群体的精神孤独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性议题。 而政府文化部门支持下的老年合唱活动在全国各省市遍地开花,恰成为老年群体的精神港湾,通过重建老年群体与社会生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作曲家从精神内涵和审美内涵等方面,深入地探求钢琴与民族乐器的协作,钢琴对中国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刻画,钢琴对民族情感的追寻与抒发,钢琴对中国文化审美意境的探索与烘托。青年作曲家方岽清创作的古筝、大提琴、钢琴和交响乐队大型三重协奏曲《侠》,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中“初心”这一乐章,堪称全曲气息最悠长、意境最唯美,戏剧张力与画面感最强烈的部分。历史剧《大明风华》也选择此曲为主题音乐,深
西贝柳斯尽管一直在西方音乐史民族乐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上相关的历史记载与介绍极其匮乏。谈及西贝柳斯,似乎仅仅只是《芬兰颂》的创作者,是呈现出爱国主义激情的民族标识者。在此,率先对西贝柳斯所生长的环境、西贝柳斯本人的经历以及《第五交响曲》的创作背景作简要阐述。 西贝柳斯所属的芬兰民族,源于乌戈尔人(Ugrian)的一个分支,与俄罗斯人同出一源,后受到瑞典的长期殖民统治,官方语言为芬兰语和瑞典语
中国民族音乐如同璀璨星河,承载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在世界音乐格局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从古代宫廷雅乐到地方民间小调,再到当代与流行音乐的交融,中国民族音乐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以多样的表现形式诠释着时代的变迁与民族情感。 近年来,在流行音乐市场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国风”“国潮”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