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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6年03期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是广东省作协主办的第一份综合性文学评论杂志，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表示，该刊物的创办是实施广东文学创作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对新时代广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其视野更宽阔更有高度，“我们立足于本土但是不局限于本土，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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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情怀的生成，是思想基础、文化底蕴、实践经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主要体现在肯定人民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评价作为文化发展的最终评价。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是守正与创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现在与未来、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促进了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也揭示了文化发展规律，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
前沿观察 |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悲剧之悲剧”

前沿观察 |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悲剧之悲剧”

摘要：长篇小说《围城》虽然是学者钱锺书的寄余兴之作，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德国汉学家顾彬、莫妮卡，美国汉学家夏志清等都对其评价甚高。李泽厚认为该小说只是“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赵萝蕤则认为钱锺书的《围城》等作品渗透着“英国18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然而，英式幽默其外，德式悲感其内，才是完整的钱锺书。究其实质，《围城》是一部“笑面悲剧”，也是一部“悲剧之悲剧”，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的婚姻、事业等悲剧在深层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暗示着人类生存的不完满和永恒困境，深刻演绎了叔本华的“永恒正义”论及萨特式的存在之“烦”。《围城》对人生虚无与人生荒诞性的反思，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高度。本文从梳理钱锺书的悲剧观入手，对《围城》的悲剧本质及其悲剧类型予以分析探讨，以期深化对《围城》等反传奇小说的思想底蕴及钱锺书的悲剧意识的认识，纠正部分学者对于钱锺书有知识、无思想的“偏见”及钱锺书的《围城》等作品只是“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和“英国18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的误判，并深化对悲观哲学、悲剧理论的认识。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点状悬浮的复数亲在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点状悬浮的复数亲在

一觉醒来，卡夫卡的格雷厄姆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还能够像人一样思维。又一觉醒来，人类发现自己已被编入“电子—机器”网络中，享受着人工智能的超智慧，却日感卑微，成为一只漫游的蜘蛛，捕食着飞来的虫子，却也担心着不知何时就会被取代或消灭。《变形记》发表于1915年，那时，很少人感到被机器—机制异化的现实。但是，一个多世纪后，卡夫卡式异化思维已进入许多人的日常意识，异化情境则促逼着人们不得不思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重新确定文学的位置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重新确定文学的位置

从口头传播到竹简绢帛的书写文本，从工业时代的印刷传播到后工业时代的“一屏万卷”，文学的载体与形式随技术的演进不断变革，而其作为文化积累与文明传承的核心位置却始终未变。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也是“人猿揖别”的重要标志。古往今来，文学始终为人们提供着独特的精神力量，其伦理价值能够通过情感共鸣传递伦理准则，审美价值能够通过艺术熏陶洗涤蒙尘心灵，文化价值能够通过文脉赓续传承文化基因。这些价值的宏观形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闲聊的文学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学面孔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闲聊的文学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学面孔

20世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提出西方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意大利自治学派的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有相似看法，认为西方社会面临从工业劳动向后工业的非物质劳动转型 ① 。在后工业时代，文化产品、知识与交流成为生产核心，并以社会的互动和合作的方式呈现。为了说明这一点，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对闲聊（idle t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当下社会的“后工业化”“文化矛盾” 与文学的“再现实化”

思想圆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意义 | 当下社会的“后工业化”“文化矛盾” 与文学的“再现实化”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而言，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基于这一性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基本状况是什么？乍一提出这些问题，各种概念便纷至沓来，但很快又纷繁复杂，令人茫然无措。今天，我们拥有太多的理论概念来赋予当下中国社会以一种总体性认识，但似乎每一种总体性认识都不够恰切。例如，我们能否宣称，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较早提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
粤港澳文学批评溯源 | 论杨义的多维文学观

粤港澳文学批评溯源 | 论杨义的多维文学观

摘要：以往对杨义的研究，缺乏对其文学观的探讨。事实上，杨义的生命文学观、大文学观、“重绘”文学观，甚具研究价值。杨义的生命文学观，分别指向作家生命、民族或人类生命、艺术或文化生命。大文学观非自杨义始，但由杨义成其大，表现为大视野、大整合、大维度、大抱负。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观念，其中包含的民族学、地理学、图志学、文化学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问题。故此，重绘的是什么地图、为何重绘、如何重绘，便成题中应有之义。杨义的三大文学观，其旨归在于创造具有大国气象的学术。
粤港澳作家专栏 | 流动叙事与多元文学话语

粤港澳作家专栏 | 流动叙事与多元文学话语

摘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少数民族文学处于主流文学研究与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双重边缘地带，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以流动叙事与多元文学话语为核心视角，试图在本土语境下厘清其内涵边界，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少数民族作家融合原乡记忆、都市体验与工人书写的多重叙事特征，展现其在双重文化经验碰撞中构建的多元话语形态，以期拓展多民族文学研究边界，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下的文化流动实践提供新参照。
粤港澳作家专栏 | 城市叙事的变革与加速社会的症候

粤港澳作家专栏 | 城市叙事的变革与加速社会的症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加速社会”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增速与发展增量在深圳这一“试验田”得以集中体现。蔡东聚焦这一社会实际，依托积极生活的绝对化、时间的资本化与情感的荒漠化三个面向，呈现深圳的“加速社会”发展样态，并探赜中产阶层在“竞速”与“自由”之间的内卷真实和倦怠日常。在洞悉中产困境的同时，亦重构日常生活诗学作为抵御和反抗加速社会的一种方式与途径。由此，其小说的城市叙事凸显诸多维度的嬗变与更新，表现为从“苦难陷阱”到“功绩崇拜”的书写新变，从“底层”到“中产”的阶层表述主体拓展，从欲望式、符号化的“夸示性写作”到为日常生活赋魅的“生活流”叙事转化。总体而言，蔡东的小说既回应当下的社会症候，亦体现创作的自觉探索与革新。
粤港澳作家专栏 | 论王威廉少儿科幻对科学启蒙范式的重构与超越

粤港澳作家专栏 | 论王威廉少儿科幻对科学启蒙范式的重构与超越

摘要：在中国科幻文学百年的历史视域中，王威廉的新作《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传奇》（2024）直面人工智能时代与量子物理语境下从确定性知识向不确定性认知的时代位移，回应了传统科普型科幻工具论叙事的失效困境。作品在与郑文光“科普为体、幻想为翼”传统的代际对话中，实现了三重关键性突破：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解构全知视角的科学家形象，确立“从未知到未知”的试错性探索逻辑；在叙事伦理层面，将同质化的集体规训转化为个体主体性的觉醒与个性化成长；在本体论层面，借由“暗生命”与“赛博格”意象，将讨论场域从物理学延伸至生命哲学与技术伦理。《暗生命》标志着中国少儿科幻走出了单一知识普及的窄门，迈向兼具硬核科学与人文深度的“后启蒙”阶段，为青少年读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重建了精神坐标与认知方法论。
作家作品评论 | 梦醒了有路可走

作家作品评论 | 梦醒了有路可走

摘要：马慧娟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出路》聚焦西北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赋予“出路”多重的隐喻意义，既有具象的寻找生存的出路，也有抽象的精神的觉醒。小说不仅仅是展示苦难，更引发人们对“出路”的深层思考。从女性视角下，审视当下乡村振兴带给乡村的巨大变化，同时，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风格与语言特色为小说增加了很强的写作辨识度，呈现出带有泥土气息和生命温度的独特风格。
作家作品评论 | 乡村裂变的理想伦理形态

作家作品评论 | 乡村裂变的理想伦理形态

摘要：马慧娟儿童文学作品《飞起来的村庄》以散文式的结构和纯真质朴的语言，通过对阿里等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刻画，将严肃的乡村裂变放置于轻松的艺术笔调之中。她从亲历者的身份与视角出发，基于社会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对易地搬迁后的乡村新现实，展开了具有自述性的文学实录。小说同时注重对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的挖掘，透过儿童干净而澄澈的心灵，建构了一个充满美善与信义的理想伦理空间。其中表现出的观念意识和移民精神，不仅与现代乡村发展的价值取向十分契合，更是构成新时代国民精神的重要内容。
作家作品评论 | 马慧娟文学创作的几个特质

作家作品评论 | 马慧娟文学创作的几个特质

摘要：凭着朴素、感性的认识，于写作之初，马慧娟即明了文学与生活之间虽有联系，却分属二途，各有边界。并非盲目地上手写作，此前可谓有着无意识的充足准备，这便是自小对文字、对文学的未曾间断的热爱，使得她一起步便寻找到了契合个人心性的文体，即散文文体。真诚、及物性以及对人的命运和尊严的关注，便是其散文作品中几个较为凸显的特质；亲切、自然而又不无愉悦的特性，则是其文学风格上显露出的特点。与散文写作关注的题材相同，其长篇小说仍以移民生活为书写对象，虽然结构、技巧方面尚有待提升，它们所呈现出的丰富的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与环境较量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使小说产生了异样的魅力。
作家作品评论 | 向辽阔处自在从容

作家作品评论 | 向辽阔处自在从容

多年以来，我都困在一个梦境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是高山密林中逃亡，我从来没有看清在梦中追赶我的到底是什么，但我的慌张、惊恐、无助以及疲于奔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早晨睁开眼睛，我总是会赶紧拉开窗帘，当明亮出现在眼前时，又要重复一天的生活，夜晚的梦境也消散在了阳光下。此时的我和我身边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农活和在村子附近务工占据着生活的所有空间。三十岁的时候，这个梦还在持续，生活也在一成不变。眼睛
作家作品评论 | “这人世间的荒凉”

作家作品评论 | “这人世间的荒凉”

摘要：借助每章结束后的楷体字部分、小说人物杜林笔记以及作为文本主体的宋体字部分这样三条彼此缠绕的艺术结构的设定，在长篇小说《深山》中，吕新以一种个性化的农业风景描写文字，在书写生死无常的同时，也聚焦于那些如同蝼蚁一般的北中国乡村中日常生活，最终呈现出的，是人世间所有的悲凉与荒唐。
作家作品评论 | “大故乡写作”与新乡土文学的可能路径

作家作品评论 | “大故乡写作”与新乡土文学的可能路径

摘要：北乔的文学创作兼具现实性和及物性，与其人生轨迹保持密切对话，建构出以故乡书写为核心母题的文学风景序列。在北乔的文学观里，故乡不仅是孕育人生观念雏形的胞衣之地，也是形塑文化本体、认识他者的重要介质。经由兵营的淬炼，故乡成为北乔应对人生不确定性时的回望地标，也成为融入新秩序时的经验。在临潭高原的他乡映照和文化浸润中，北乔不仅以文学建乡和诗歌拓乡的方式，构建出人与大地的新的关联路径，更提出“大故乡写作”的文学命题，并将其内涵从“人群齐一观”推进至“万物齐一观”的诗性写作，为“新乡土文学”赓续百年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下性向度提供了可能路径。
文学史研究 | “血雾中苦难的美丽玫瑰”

文学史研究 | “血雾中苦难的美丽玫瑰”

摘要：进入21世纪后，知青文学的研究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在知青文学史、知青作家论、知青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中，出现了诸多有创见有新意的著作。21世纪的知青文学的研究，建起了中国知青文学史研究的架构，拓展深化了知青作家的研究，丰富拓展了知青文学的研究方法。21世纪的知青文学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之处。
文学史研究 | 格萨尔王的现代回响

文学史研究 | 格萨尔王的现代回响

摘要：在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阿来以其根植于藏地文化而又超越单一族裔的人文视野，构建了独特的文学世界。其创作始终在与“隐含的他者”进行对话与博弈，旨在突破对藏地的“东方主义”想象，将族群经验提升为关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寓言，形成一种深刻的“共同体叙事”。他通过“历史的对位”策略，在重述土司制度、英雄史诗与地方传奇时，以文学虚构超越线性史观，叩问变迁中恒常的人性。对藏地“万物”的博物志式深描，不仅构成了叙事的地域肌理，更使“物”的流转、命名与价值变迁，成为观测现代性冲击与文化嬗变的微观窗口。
文学史研究 | 从“孖柳街”到“三家巷”

文学史研究 | 从“孖柳街”到“三家巷”

摘要：欧阳山是大众文艺的自觉推动者，他注重作品语言探索，其实践经历“创造他们的话”“学习他们的话”“书写我们的话”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欧阳山用粤方言白话体创作《单眼虎》，但作品阅读难度较大，未考虑受众的阅读能力。20世纪40年代欧阳山以陕北方言为基底创作《高干大》，方言成为作家彰显自身大众化立场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三家巷》使用共同语创作，符合现实要求，其修辞形式体现出“民族风格”。欧阳山的创作实践综合反映了大众文艺发展中的偏差、矛盾与调整，说明大众文艺有独特运行机制，总体特征是知识生产与集体记忆书写。大众是变化中的概念，大众文艺是不断发展的集体事业，后者总是和某一时期社会的评价标准、作家与读者共有的经验、读者的文化水平高度相关。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 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底层）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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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华作家欧大旭的创作中有一条不容忽略的主线就是大马认同，其中既包括重大历史视角下的华人族群建构，又涵容了后殖民视角中的历史“逆写”，同时又有对华人族群等的个体/集体勾勒与反思。这在其早期的三部长篇中皆有别致呈现，而《幸存者，如我们》则转换焦点，状描大马底层华人认同，展现出其精心调配长篇书写的一个重要设置，这种实践自有其独特意义：一方面，这是真正的聚焦大马华人底层的浓墨重彩再现，揭示了后“五一三”时期大马社会中的内部殖民境遇及有关抵抗；另一方面，却又展示出底层人士认同的繁复、缺憾与长篇小说再现的悖谬。从更严苛的视角来看，这几乎是暂时无解的提问，却是欧大旭非常锐利而又无奈的精彩描摹、忧思排解与情感抒发。
新作快评 | 宏大叙事与“中国故事”的崭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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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以1906—1937年北方近海航运史为核心，全方位呈现了黄渤海沿岸的历史风云与人文风貌，深入刻画海洋与人的关系，标志着新时代海洋文学实现了全新的突破。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从一代人的精神与心灵史层面，描绘了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完成了时代精神与心灵谱系的艺术重塑。这两部作品凭借鲜明的史诗特质与深刻的精神内涵，成为新时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典范之作。文学的精神担当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它们不仅在扭转写作颓势、探寻“深度模式”、回应时代之问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经验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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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察 |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悲剧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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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评论 | 梦醒了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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