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系列论述中。中国物质生产领域的历史性变革,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现实前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协调配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立足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节领域和范围应相应拓展,既要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分配公平,又要注重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和经济安全。加强资本运营监管、完善基础性制度、改善民生福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是政府职能优化与完善的重点。
[摘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推动并完成意识形态概念的术语革命,是因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奠定了揭示意识形态生成发展规律与功能运行原理的物质实践基础:意识形态不是从来就有的,既非先验存在,也不是神圣赐予,反倒是意识形态杜撰了先验和神圣,是物质生产发展引起的阶级分化和国家统治需要将自身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才产生的精神现象;意识形态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却能深刻影响历史的独立发展;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辩护统治、整合思想、教化观念的重要功能,使置身其中的个人或许没有认识到,但已经这样做了。
[摘要]以文化自信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文化精神伟力的新时代表征,亦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以文化自信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内生机理,是文化传承下“古”“今”交叠的认知革新,是文化激荡下“时”“势”交汇的战略选择,是文化交融下“内”“外”并重的意识觉醒,是文明重构下“新”“旧"交锋的主体彰显;其实质内涵,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坐标,以革命文化提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伟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根基;其践行理路,是要“根”"魂”同铸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精神供给,提升文化传播效力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象,构筑文化人才高地汇聚中国式现代化有生力量。
[摘要]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考察分配正义的重要维度。在这一视角下,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个人层面的分配正义,它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回馈正义,着眼于每个人“得其应得”。在这一标准下,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按资分配”的非正义,而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视为个人层面分配正义的真正实现。第二是共同体层面的分配正义,它着眼于共同体全体成员都“得其所需”,是对个人权利范式和回馈正义原则的超越。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最高阶段的“按需分配”,它能够克服“按劳分配"的缺陷,实现共同体繁荣与个人自由发展的真正统一。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视角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解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价值坐标。
[摘要]新时代党的建设动力变革具有高效高能高质高速等鲜明特征,其产品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型动力来源、动能供给。新时代党的建设动力变革,应一揽子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谋求党建集成化、改革党建制度以谋求党建规制化、借鉴政党政治以谋求党建开放化、引入算法政治以谋求党建精准化”等四维路径展开探索、形成突破。
[摘要]纪法衔接是推动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协调统一的重要手段,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融贯性具有重要意义。纪法衔接研究应当以程序与实体“双轨并行”的制度图景为基础,对每一衔接轨道的内部结构进行类型化分析。其中,根据衔接矢量的不同,程序衔接可分为正向衔接、反向衔接、双向衔接,呈现类别分明的三类;根据衔接内容的差异,实体衔接可分为纪刑衔接、纪行衔接、纪民衔接,构成轻重有序的三档,共同形塑出“双轨三维”的纪法衔接理论模型。
[摘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党中央权威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得以稳固持久的根本支撑,两者相辅相成又高度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完善维护制度、提高思想认识、提供有力保障。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其提供了“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启示和方法论遵循。新征程上,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做到坚持人民至上,坚定改革的根本立场;坚持自信自立,赢得改革的战略主动;坚持守正创新,把握改革的辨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改革的实践基点;坚持系统观念,落实改革的整体推进;坚持胸怀天下,深化改革的国际视野。
[摘要]流量文化是以信息的筛选量化和注意力的捕获为表征的一种文化景观。在其运行过程中,流量文化通过内容生产的“关注争夺”、关系缔结的“快适链接”、景观呈现的“数字律动”以及价值导向的“变现追求”,重构了人们的认知、情感、经验和信仰图式,成为社会价值秩序的建构者。作为一种认同符号,流量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情感链接、传播推动以及量化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正向图式。但资本与算法“合谋”下的流量文化也诱发了相应的意识形态风险,“流量权威”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流量审美”掏空主流意识形态创造力,“流量战争”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流量鸿沟”阻抗主流意识形态传导力。因此,需理性审思流量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从加强网络统战、遵循美的规律、筑牢监管体系、坚持价值引领等角度综合施策,促进流量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摘要]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数字化转向是适应意识形态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必然,是增强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数智技术的加持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呈现出叙事内容从“单一指涉"转向“全面映现”叙事主体从“单体主导”转向“全员参与”叙事场域从“单域呈现"转向“全域覆盖、叙事模式”从“单向传输”转向“全感操控”等数字化崭新图景。但在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过程中,也衍生出“中心退隐”"权力越位”"众声喧哗"“壁垒围铸”等多重症候,引发技术异轨解构叙事内容、虚体僭越遮蔽叙事主体、信息噪音污染叙事环境、数字圈层阻滞叙事传播等多重隐忧。为此,必须要观照数字媒介,把好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内容之“度”;培植数字素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主体之“能”;注重数字治理,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环境之“序”;消解数字壁垒,清除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传播之“滞”。
[摘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繁爆发,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前沿阵地,其风险防控与应急治理功能日益凸显。城市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需从“内在逻辑、功能向度、路径重构”进行三维审视,构建系统化应急治理体系。内在逻辑维度应遵循“风险——危机"连续统的因果逻辑、“风险现代性”—“社区韧性"的互动逻辑以及社区“嵌入性”——“共生性"的演变逻辑。功能向度维度需从“结构——功能”"过程——功能"和"法规——功能”三个向度,来重塑社区稳定性、抗逆性以及合法性的应急功能。路径重构维度要做好常态化应急与非常态化应急的适时切换,构建“平战结合"的社区综合应急防控体系,重构差异化、协同化、智能化、一体化和网格化的应急治理路径,提升城市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整体效能与治理水平。
[摘要]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应然逻辑层面,体现在人本价值锚定,即激发数字潜能,推动普惠服务与需求响应;数字技术驱动,即释放数据价值,赋能高效决策与敏捷治理;结构优化协作,即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组织重构与跨部门协作。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体现在价值背离,即价值理性失衡与数字鸿沟;技术壁垒,即数字异化与算法黑箱;结构割裂,即治理体系分散与数字失能。构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善治治理框架,需要进行价值校准,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数字革新,即构建开放安全的数据治理体系;结构优化,即完善协同治理与治理资源分配机制。
[摘要]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已经正式启动,其中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当下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呈现单行法与地方性立法不一致、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一致等问题。我国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其次,既然当下理论界或实务界并不能明确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那么在本次立法上可以采取“概括兜底 .+ 重点列举 + 反面排除”的模式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予以明确,即将单行立法中规定的案件范围以及地方性立法中规定的成熟的案件范围在本次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加上“等”字这一兜底性表述,而且对于不允许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也要予以明确。
[摘要]基因歧视是伴随基因科技发展而产生的复杂歧视类型,它以“先赋因素”为区别对待的理由,具有“不确定性”和“跨家族/世代性”的特征。基因歧视突出表现为基因信息歧视、优生基因歧视、种族(族群)基因歧视和经济弱势群体基因歧视四种类型。基因歧视深化了“基因决定论”、加剧了个体的脆弱性,侵犯了公民的基因权利,迫切需要法律的关注、介入与治理。对此,要平衡知情同意与不知情原则、基因信息隐私保护与特别例外、基因技术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理性、基因技术发展与法律治理等多元价值,健全基因歧视法律治理的基础规则,完善救济制度,促进全球合作。要充分利用法律引导基因科技的正当运用,实现科技、社会与人类主体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
[摘要]债券违约处置中持有人会议的规制应围绕自治、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展开。债券契约本身存在不完备性,持有人会议为债券价值的重新发现提供了协商平台,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债券违约场景下,持有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加剧,导致持有人会议易陷入僵局或被操纵滥用。此时,“债券持有人平等”应超越“债券平等”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引入破产法中的“双重表决机制”并辅以同意征集程序和异议救济措施,有助于在公平保护持有人利益的同时提高违约处置效率。